中共新桐县委与旧桐县委合并为桐城县委,考古工作者在合肥许多地方都发现了不同时代的遗址

古庐州的圩田性质大体有三种,第一种是官办;第二种是乡绅地主所有;还有一种为民众合办。属于官办的,由官府设置管理机构,募民耕种,称为官圩;属于乡绅地主的,他们主要聚集流民或无地农民耕种;属于民众合办的,大都是一些小圩,或是寓居流民,或是租种给部分时间务农的渔民。

关于湖广填四川,一种说法是,元末徐寿辉麾下明玉珍率部西征川蜀,后来留在当地自立为帝。由于入川将士大部分为湖北黄冈人,黄冈百姓为避战祸外逃,纷纷迁往四川,垦田开荒。后来,朱元彰实行移民政策,又有大批周边地区的民众迁入川蜀之地。有意思的是,入蜀的移民后裔大多认为自己的祖辈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纷纷以“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身世认同。

目前在合肥,能够追溯到商周时期的古遗址并不多见,对于研究人类文明发源等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发现了这个遗址后,合肥市文化管理部门对之进行了原地保护,在附近设立了石碑,并派出了文物保护员定期现场巡视。为了规避对文化遗址的破坏,当地政府还选择了改道修路。

是年,建立了共青团桐城县委,书记由钱桥吴大章担任,后由陈石奇继任。民国19年2月13日,由陈雪吾、张舜卿等领导组织桐、庐两县会武术的18人去孔城,一举夺取商团步枪18支,子弹l箱,大刀两把。4月,中共桐城县委书记章逐明病逝,吴克正继任(章病期间,由陈雪吾代理)。5月,中共安庆中心县委在会宫召开桐、怀、潜、太、宿、望、贵、庐8县县委联席会议,部署武装暴动工作。6月,陈雪吾、吴克正等率领枞阳农民和浮山中学师生至庐江罗家嘴大院,遭章家自卫团袭击,王靖疆、张孟卿牺牲,其他人员突围至欧家岭。7月,陈雪吾、吴克正发动欧家岭暴动,成立了皖中红军独立团。后遭国民党桐、庐、舒3县地方武装围攻而失败,吴克正牺牲。10月,中共江南省委特派员钱新嘉在汤沟主持召开桐城县委扩大会议,决定将桐城县委划为新桐、旧恫两个县委,新桐县委书记为周慕先。是年,浮山中学掀起学潮,反对校长黄仿石。教员黄士元因支持学生运动被迫离校,转赴江西宁都,后参加了著名的宁都暴动和万里长征。民国20年6月,“中共桐城军事委员会”成立,由陈雪吾负责。8月,中共新桐县委与旧桐县委合并为桐城县委,书记为吴文祥。是年统计,全县有小学百余所,私塾是小学的4倍多。民国21年7月,中共桐城县委和庐江县委合并成立桐庐县委,书记陈雪吾。9月,县委机关由庐南盔头畈小学迁至浮山会圣岩下农民吴富之家。8月,共青团桐庐县委成立,书记周南甫。民国22年1月,丁培森、章开如两部在汤沟被收编为桐城县国民自卫总队第四、五两个大队。2月7日,陈雪吾因叛徒甘舍棠出卖被捕,3月17日就义于桐城东门紫来桥。是年冬,源子港万安闸拆除,东乡吴振卿发起新建王家套新闸。是年,户口稽查,桐城县普通居民156729户,船民96户,寺庙291户,公共处所260户,外侨1户,计157377户,942452人。民国23年桐义电话线路架通。是年大旱,颗粒无收,民以树皮、草根、观音土为食,死者甚多。是年,县境改募兵制为征兵制。又实行联保制,全县9区编为236联保。民国24年李光炯为宏实小学募捐建成图书馆l所,自捐藏书30箱。28年10月15日,日军劫走所有藏书、文物,并焚毁校舍、图书馆。是年,柏文蔚在下枞阳创办私立民生小学,开垦草场圩田1000亩,作为民生、宏实小学的校产。是年11月,全县9区并为5区,改区公所为区署,推行“五户连坐法”。县国民政府奉令禁止银元流通,一律使用法币。11月13日,南乡施剑翘在天津枪杀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为父报仇。民国25年1月,枞阳镇始装5门电话分机1台,专供枞阳至汤沟、梳妆台防汛通讯。春,县长徐国治督修江堤,夏初,完成枞阳至土桥80公里江堤任务,计挑土石86万余方。9月,国民政府将贵池县大兴圩、九合圩划归桐城县第五区,桐城县鸟落洲划归贵池县。是年,省教育厅在枞阳镇首次放映无声电影《春耕》。民国26年冬,国民革命第七十二军在桂家坝江面,击沉日舰1艘。民国27年4月,中共恫城特支成立。5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以1个师兵力驻守枞阳、安庆江防。6月中旬,桐城县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桐城县国民政府迁至唐家湾,将县自卫总队改编为“抗日人民自卫军”。是月下旬,中共桐城特支将一批流亡到唐家湾的爱国学生、教员、工人组成抗日宣传队,定名为“学兵队”,下设3个分队,唐传新为名誉队长,周邦彦为副队长,陈定一为指导员。7月,改“桐城特支”为中共桐城县工作委员会,书记陈定一,属舒无地委领导。8月,侵占安庆的日军出动4架飞机轰炸枞阳镇,毁民房数十间,伤亡10余人;后又沿江轰炸,陈家洲有170余间房屋炸毁,炸死12人,伤20余人;炸倒石矶头镇的油坊屋,炸死庐江籍雇工5人。9月,桐城学兵队一分队在柳峰山击落日机1架。日军驾驶员毙命。12月20日,日军在桂家坝、王家套骚扰,第五区区长刘荡平与东乡后备队分头迎击,在源子港毙敌2名,缴枪2支;在陈家洲毙敌1名,俘敌2名,缴枪2支。12月28日夜,4名日军在新开沟骚扰抢掠,被陆家墩渔民围毙3名。数日后,日军进行疯狂报复,陆家墩被焚,群众伤亡80余人。是年秋,在国民政府桐城县长罗成钧的支持下,“桐城东路抗日指挥部”成立,黄静寰任指挥官。是年,县、区、乡均建立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民国28年1月,日机连续袭击枞阳、汤沟2镇,居民伤亡50余人。1月15日,日军侵占上、下枞阳,枞阳镇及东南沿江一带沦陷。2月15日,桐城县国民政府将南乡后备队改为桐城县第一游击大队,大队长薛守愚。3月10日,桐城县国民政府设东南行署,主任薛守愚,驻义津桥。春,中共桐城工委改为中共桐城县委。4月7日,日军出动4架飞机轰炸义津桥,小李庄、会宫一线,死l7人,伤20余人。是月,汤沟沦陷,日军在汤家沟组织维持会,会长为周宏书。10月16日,日军出动4架飞机轰炸钱家铺、将军庙、吴家桥、周家潭一带。11月,中共桐怀潜中心县委成立,县委机关先设在童家铺,后迁到陈瑶湖,书记是林立。11月28日,日机再度轰炸义津一带,死伤16人,炸毁房屋200余间。年底,桐城学兵队袭击驻枞阳镇日军,捣毁碉堡2座,击毙日军20余人,缴获步枪27支,机枪1挺,子弹万余发。是年,国民党右派势力,在桐城县掀起反共高潮,中共县委机关及进步人士被迫转移无为、庐江两县。民国29年3月21日,汤沟日军进犯乌金渡、安凤岭一带,杀害妇女儿童4名;25日,日机5架轰炸会宫、龙桥一带。是月,汤沟日军强迫陈家洲农民修汤沟至桂家坝军用公路,长7.5公里。4月,安徽省国民政府主席李品仙集结重兵进攻皖中抗日根据地。中共桐怀潜中心县委带领干部、群众,从桐西撤到桐东陈瑶湖。5月,中共无南区委书记王光钧、庐南工委书记郑曰仁,因桂系搜捕转到桐东,与林立汇合于三百丈,改中共桐怀潜中心县委为桐庐潜怀无中心县委,书记林立,县委机关设在桐东陈瑶湖王家泊。是月,“桐城抗日游击队”改编为“桐东抗日委员会”,鲁生任主任。7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五团三营来陈瑶湖,与江北游击纵队特务大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挺进团,林维先任团长,张友来任政委,下辖3个大队,在水圩召开成立大会。9月,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配合黄彬部队袭击孙家畈江子龙大队,歼灭江部200余人。10月,中共桐怀潜中心县委改为桐庐无县委,书记鲁生。是月,县委在水圩谢氏祠堂召开青山、水圩、四虾、周潭、施湾、源潭、老湾参议会,成立桐城东乡联合办事处,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12月份改名“桐东区抗日民主政府”,并创办《新桐东》油印报。是年,枞阳27名商人在贵池池口被日军杀害。民国30年正月,从皖南突围的新四军干部战士200余人辗转来到桐东水圩地区,日伪军随即调遣3000余人、4架飞机扫荡桐东游击区,中共桐庐无县委书记鲁生、大队长方瑛在战斗中牺牲,中共桐庐无县委机关及突围部队转移无为,桐东抗日根据地失守。4月,新四军七师直属五十五团团长谢忠良、政委黄火青,率全团500余人进入桐东地区,恢复三官山抗日民主根据地。5月,桐怀潜中心县委改为桐庐潜怀中心县委,9——10月间,分为桐庐无县委和桐怀潜县委。林立、宋海珊奉命在桐东陈瑶湖地区组建桐怀潜中心县委。是月,中共桐西大队转至水圩整训,随即改编为桐南独立团。5月28日,日机6架,轮番轰炸浮山中学,炸毁部分校舍。9~10月间,新四军七师地区党政军委员会书记何伟,在水圩召开党的负责人会议,宣布撤销中共桐庐潜怀中心县委,成立中共桐庐无县委。11月,国民党调集桐庐无3县土顽和桂系一七六师二五八团,进攻桐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七师五十五团寡不敌众,撤到无为银屏山。12月,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来到桐城,指挥国民党军清剿中共桐庐无县委根据地水圩、青山的抗日军民。民国31年2月,新四军七师五十八团派出部分兵力到桐东恢复游击区,建立中共桐东办事处。6月,国民党桂系纠结桐城县地方武装,向中共桐庐无地区进行“清剿”。12月,中共桐庐无县委改为桐庐县委,书记为何志远,县委机关设在陈瑶湖水圩。是年,日伪军在汤沟镇成立汪伪桐城县政府,辖汤沟区、枞阳区,隶属伪安徽省安庆办事处。民国32年2月,新四军七师成立沿江支队,林维先任司令员;中共沿江地委也同时成立,林维先兼任书记,下辖桐庐县委、桐怀潜县委、湖滨县委。4月,中共桐庐县委收编刘东雄部为桐庐游击大队,刘东雄任大队长。8月刘东雄图变,该大队被县委缴械遣散。5月,桐城县国民政府在县域划设孔城、老梅、义津3行署,另设桐东办事处、桐怀潜联合区。7月,新四军沿江支队,以6个连兵力两次攻打孙家畈国民党驻军,缴枪200余支。23日,新四军某部抗日游击队人员陈介然、陈新启、方根发、方士训、陈铭梧、唐达洋、唐善宝等8人在陈家大院被国民党桐东办事处捕获,先后在浮山和小李庄英勇就义。8~9月间,中共沿江地委在陈瑶湖设粮食局、公安科。是年,“沿江支队”奉命扩大武装,组建成“沿江团”。民国33年1月,国民党军队分三路“清剿”中共桐东陈瑶湖抗日根据地和中共桐南区、桐东区,其中桐南区遭受极大破坏。中共桐东区委改为桐东工委,属新建的桐贵青县委,并重建桐南区委。2月,中共桐庐县委改为湖滨县委,书记胡长耕,活动于陈瑶湖周围。中共桐南区委在枞阳羹脍赛鱼湖召开区委扩大会议,布置反扫荡任务,但消息走漏,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周月庠、王庶在突围中牺牲。3月18日,汤沟日伪军300余人,分3路进攻老湾附近的二里半,进行了烧杀,使该村变成无人村。5月,国民党一七六师纠集刘东雄部共700余人“扫荡”桐南,中共桐南区委及其游击队避实击虚,粉碎了国民党的“扫荡”。8月,中共沿江地委决定将桐东区委划归贵东,桐南中心区委划归贵西,并撤销湖滨县委。民国34年3月4日,日机l架在吴家桥坠毁,机上12名日军全部毙命。8月,活动在枞阳境内的中共党组织和抗日游击武装随新四军向北转移。10月,国民党一七六师五二八团营长石硪受命接受枞阳日军投降,县自卫中队长徐超受命接受幕旗山日军小伍长山本投降,安徽省保安第四团受命接受汤沟日军投降。是年,私立鹞石初级中学开办,校长周伯眉。民国35年春,中共领导的皖西大队派黄抑强率一支游击队活动于钱桥、义津、麒麟、孔城、罗河一带。秋,私立四毅初级中学在枞阳镇开办,校长张宴卿;私立高甸初级中学在高甸筹建,校长吴述伯;私立宏实初级职业学校建立。12月8日,安徽籍的国民党政要人员许世英、柏文蔚、吴忠信、刘和鼎、梅嶙高等倡议垦殖陈瑶湖流域,在桐城东乡成立了普济圩垦殖社,规划开发农田28万亩,至新中国建立时止,完成了圩堤工程。民国36年3月,中共桐庐工委成立,隶属皖西工委领导,书记余平。9月5日,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桐城县获第一次解放,国民政府县长游铨及政府官员、地方武装1000余人窜到枞阳镇。8月,中共皖西工委第二地委,派马力率40余名干部到达恫庐边境戴家店、张家店,建立桐庐办事处。10月23日,国民党海军驻大通联光号、海防号军舰炮击老洲头,配合青年军一个营进攻县境解放区。11月初,桐城县国民政府从枞阳撤回县城,随即成立“县戡乱委员会”,下设7个联防区。12月,中共桐庐县委、桐庐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县委书记马力、县长程继贤。是年,经国民党安徽省航管部门批准,撤扫帚沟和新开沟两地小轮码头,设大砥碚小轮码头。中共先后建立了县武装工作队、桐庐县基干团等军事组织。民国37年元月,桐庐县独立团成立,活动于枞阳、庐江县部分地区。5月12日,中共桐庐县独立团夜袭小李庄国民党枞阳区联防办事处驻地,未克。9月,桐城县国民政府改编自卫队、警备队和区联防队,成立桐城县第一自卫团、第二自卫团。第二自卫团团长刘东雄,下辖3个营,驻防东南乡。秋,国民党军以五六个团的兵力向桐庐地区发动大规模“清剿”,号曰“五县大围剿”。10月,中共皖西二分区地委沿江办事处,改为桐怀县人民民主政府,由王进臣、何东初负责,并成立桐怀武工队。11月15日,中共皖西区党委决定撤销桐怀县人民民主政府。lo月,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司令员饶守坤与所属第七支队、第九支队进入桐庐地区,并成立了陈瑶湖区工委。12月,独立团调离,桐庐县大队同时成立,大队长周暮樵。是年,水灾严重,东南乡圩区尽成泽国。民国38年(1949年1——9月)1月29日,钱桥、义津一带解放,国民党桐城县第二自卫团退却到方家杨庄。2月1日,第二自卫团第一营营长徐超率部起义。2月18日,中共皖西第二地委决定,撤销老桐庐县,归还桐城、庐江、无为3县旧制,并划桐城县东乡全部、南乡大部、北乡一部成立桐庐县,下辖枞阳、汤沟、钱桥、义津、白云、破罡、陈湖7个区,县委书记马数鸣、县长周暮樵。3月30日,解放军攻占幕旗山,共消灭国民党五十五军1个工兵连、2个机枪排以及刘东雄部共500余人。3月31日,枞阳镇解放,在陈家祠堂设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线渡江指挥部”。4月2日,第二自卫团第二营营长钱五奎率部起义,江中3个洲解放,至此桐庐县全境解放。4月19日,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六团便衣队窜逃枞阳镇五里保,打死居民2人,烧毁民房317间,并埋设地雷,炸死群众7人。4月21日,渡江战役开始。是日夜,在陈家洲对面江中,缴获国民党军舰1艘。4月23日,县境解放军全部渡过长江。在渡江战役中,全县抢修公路89公里,建桥梁50余座,收集船只1922艘,供应军粮270余万公斤、军鞋54600余双,出动民工18000人;牺牲船工25人,伤37人,毁船26艘。5月,桐庐县人民民主政府在会宫召开扩大会议,总结支前情况,处理善后事宜,布置今后工作。6月,县召开防汛工作会议后,全县民工完成土方23万立方米。6月24日,桐城、桐庐两县在枞阳镇召开追悼渡江阵亡将士和船工大会。7月,县委扩大会议在县人民民主政府临时驻地项镇铺召开,布置生产救灾工作,同时发放救灾粮250万公斤。9月16日,安庆专署发出通令:从7月16日起,各县、区、乡政权机关名称一律改称“××县、××区、××乡人民政府”。县政府正式启用皖北行署制发的“桐庐县人民政府印”。

七、麻城近代以来的人口迁徙

合肥的圩田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三国时期,曹魏军队在这一带军垦。宋朝和明朝两代,庐州古圩空前扩大。至清咸丰年间以后,大片的河段淤积成滩,从而被围垦成圩田由一线扩展成一片。

另一种说法是,明末清初,四川饱经战乱,“田垄荆莽丛生,虎狼白昼肆掠”之类的记载频现于地方志中。于是,清政府几次颁诏,允许各省贫民入蜀开垦,准其入籍,并给予免征赋税的优惠政策。入川之民,多自称湖广人氏,其中又以来自“麻城孝感乡”者为最多。

在省考古所工作人员已经发掘的400多平方米的遗址中,发现了20多个陶灶。现场还发现了动物被烧过的骨骼,出土的夹砂陶器物中有些已经掺杂了稻壳。

是年,建立了共青团桐城县委,书记由钱桥吴大章担任,后由陈石奇继任。民国19年2月13日,由陈雪吾、张舜卿等领导组织桐、庐两县会武术的18…

根据近年一些移民专家对“孝感乡”的研究,下面着重说明如下几个问题:

东大圩镇历史上就是合肥的鱼米之乡,现在已经是着名的葡萄产区和大棚蔬菜基地。

在“江西填湖广”的同时,还有“湖广填四川”之说。晚清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道:“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2011年,满湾村民组搬迁了,附近的土地也流转了。虽然有了新的家园,然而,热心的村民们还时常回来看看。看看这个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看看这个有着3000多年历史遗迹的地方。

进入尧舜禹时期,麻城苗蛮土著遭到了来自黄河中下游华夏部落的沉重打击,从而引发了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次强制性的移民。

相较于传统的农业基地,如今的东大圩可以说是一年的收成抵得上过去的好多年。

江西是宋代文化重镇,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地之一。元代以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在长江中游开创出“湖广熟,天下足”的新局面。明代的黄州府人才蔚起,文化勃兴,不得不说是江西移民带来的人文繁盛。而湖广移民对川蜀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这是一片不起眼的野地。然而,这里却竖着一块黑色的碑,碑上的寥寥几字,却透露着这里的不平凡:“合肥市文物保护点师姑墩遗址”。

明氏政权据川十五年,在其辖境内“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树礼乐,境内不见兵革者凡十余年”,此期间四川基本处于安定状态。随明氏入川的部将纷纷将家属和亲戚接到四川,由于明氏政权在四川轻徭薄赋,又吸引了大批湖北和麻城民众前往。明玉珍此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发令招大批乡民入蜀,以壮声威。麻城人蜂涌而至。如:内江《吴氏宗谱》曰:“因楚中红巾之乱,奉旨来川落业。”又如隆昌《韩氏族谱》:“吾祖肇自山东……迁……孝感乡。……元主北遁,遂将麻城土著之民,诏令入川。吾祖……于洪武元年入川。”等等,许多族谱中称是“奉旨入川”,然洪武五年之前四川属明玉珍管辖,朱元璋政令怎能通行四川?最好的解释便是奉大夏政权号召移民入川的“诏令”。

着名的巢湖研究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宁业高先生翻开《宋史·叶衡传》对我说,这上面是可以查到的关于合肥圩田的最早文字记载:“合肥濒湖圩田四十里,募民以耕,岁可得谷数十万,蠲租税二、三年后,阡陌成,仿营田,官私各收其半。

“衣冠南渡”

三官殿遗址 回望浩瀚历史风云

招还流遗: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川巡按张所志看到四川土广人稀、道路榛莽,“招辑流移,各令复业”。康熙七年(1668年)户部题本说:“(四川)任此荒,增税无策,……舍招集流移之外,别无可为裕国之方。”该年十一月,户部复原任四川总督刘兆麒疏言:“蜀中流民寄居邻省者,现在查令回籍。而山川险阻,行李艰难。地方各官有捐资招抚,使归故土者,请敕议叙”。户部同意现任文武各官“招抚流民,准量其多寡,加级记录有差。”康熙二十五年六月,户部议复同意四川巡抚关于“四川乡绅,应回原籍”的疏请。并指出:“四川土广人稀,若居官者尽留他省,则川中人益稀少,愈致荒芜矣”。康熙二十七年,玄烨皇帝谕令四川巡抚噶尔图,原任四川巡抚姚缔虞奏请招辑四川流移缙绅回籍,要“次第行之”。康熙二十九年,玄烨谕令:“四川缙绅迁居别省者甚多,应令伊等各归原籍”。该年,四川巡抚姚缔虞,鉴于平定吴三桂四川大乱之后,“蜀绅宦游者多以故土荒残留滞异地”,“疏令还籍以实地方”。

建设东大圩初期,先民们在湿地周边筑墩为家,形成了后来的沈墩、张墩、余墩、姚墩、程墩等十三墩村落。每个村落划分开耕土地的范围,他们水来打鱼,水退做田。后来,先民们以墩为点,连点为线,形成了今天村落之间道路的基础。

然而,正是世世代代华夏儿女以克服艰难困苦的勇毅与朴诚,创造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壮丽图景!(未完待续,请关注下期“重振长江文明带”之八)(刊于《半月谈内部版》2019年第10期)

合肥晚报
据史料记载,合肥发源于古东淝河与南淝河交汇处,该交汇处位于合肥市蜀山区西部。塘岗遗址就位于该区域。

4、清初湖广移民仍打“麻城孝感乡“旗号

关于老合肥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江西瓦屑坝,可从他们过春节时贴同样的对联看出端倪:江右家声远,淮南世泽长。清魏禧《日录·杂说》里云:“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所以江右就是江西的别称;而庐州居淮河之南,这里说的就是他们的祖先从江西迁来合肥的故事。

“靖康之难”后的迁徙大潮,似乎规模更为庞大,而移民的区域也更为广阔。时人记述“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长江流域自西至东,几乎都是移民的迁入地,甚至福建、广东等地,也有大批北方移民迁入。

1993年版《庐江县志》记载:“三官殿遗址位于县城南25里沙溪乡官山村沙溪东北岸,由相距很近的4个墩子组成,最大的为3630平方米,最小的为810平方米,总面积7110平万米,高3米。遗址内涵丰富,文化层明显,3号墩有大量火烧土。在普查和复查中,采集了各种类型石器鼎足、鬲足多件和各种纹饰的陶片。根据已采集的陶片分析,初步鉴定为新石器时期遗址。”

公元1172年(乾道八年),“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宋遣大理寺主薄薛季宣在黄冈、麻城设官庄22所,按户给屋,按人给田,并发耕牛、农具和种子,使边民垦殖”(《黄冈市志·大事记》),这是南宋政权第二次向大别山区有组织的移民,移民来源仍以江西为主。据宣统《黄安乡土志·氏族录》载,在黄安(麻城邻县,明嘉靖42年从麻城析出)迁入的180个姓氏中,在元代以前有40个姓氏迁入,这40个姓氏在宋以前漫长岁月中,只有14个,而两宋时期就有26个,这其中,尤以南宋为盛,迁入18个。同时最引人关注的是,这40个迁入的姓氏,以江西为最多,来自江西饶州、南昌、九江、光安等地的姓氏多达34个,占外来移民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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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规模的“南渡”发生在中唐时期,即“安史之乱”之后。在一些史学家看来,“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重要转折。此前,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偏重于北方黄河流域;此后,经济文化的重心则在一定程度上向南转移。

6000年前古人的住房面积小得可怜。考古人员根据发现的房址推断,当时一栋房子面积也就七八个平方米。由于建房技术有限,当时的房子还保留着“洞穴”的某些特征,一小半可能都在地下。考古人员发现,这片遗址在当年三面环水,仅有一面与外界通联。这可能是古人选址时为了防止受到野兽和外敌的侵害。

二、元末明初大批江西百姓入籍麻城

到了元、明、清时期,巢湖西北沿岸南淝河、丰乐河下游一带,军屯、民垦圩田不断扩大。《嘉庆·合肥县志》不仅记载了合肥县85个圩的名称,连方位和官屯民田亩数,都十分详细明确。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京秦淮河畔的乌衣巷,狭窄幽静,历史悠久,如今是游客必去的网红打卡地。诗人刘禹锡所说的“旧时王谢”,指的是晋代王、谢两个豪门大族,两家不仅出了王导、谢安等名臣能相,更有王羲之、谢灵运等文化巨擘。这两大家族,便是西晋末年“永嘉南渡”的移民。

小桥流水人家,处处显现出现代农村的秀丽、便捷和现代化。除了一个大理石材质的“古埂遗址”纪念碑外,几乎找不到任何与“遗址”、“文物”有关联的实物了。

民国时期,战争不断,麻城境内人口迁出者颇多。民国21年(1932年)麻城县域一部分划出,新建河南经扶县,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人民惨遭杀害,在麻城境内先后有万余青壮年参加红军,离开家乡,走上漫漫的长征路。

几百年过去了,许多人在这里扎下了根。他们一代一代辛勤耕耘,到了清末和民国时期,已经成了优质大米的产地,除了合肥城区百姓消费外,还运往南京、上海等周边大城市。

有南北交汇,也有东西交融。自秦汉至宋元时期,北民南迁成为中国古代移民史上一个基本特征。而自元代以后,移民的潮流有了新的动向,由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向两湖、四川内地移民突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都是著名的西迁运动,加速了长江流域内部的经济文化平衡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初(1981—1985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活动中,在距庐城南13千米处发现4个相距很近的巨大土墩子,其中最大的为3630平方米,最小的为810平方米,总面积7110平万米,高3米。参与普查的考古人员发现,几个土墩有大量红烧土遗迹,在土墩上下内外,发掘有磨光石器、鼎足、绳纹陶片、鬲足和夹砂红陶等,省文物专家根据采集的器物类型及文化面貌,鉴定为新石器时期遗址。

2005年3月至2006年8月,麻城市地方志办公室在麻城境内收集了142套族谱,这些族谱涉及麻城125个姓氏。麻城市现在总人口116万,此125个姓氏的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94.8%,较全面地反映了麻城人口的来源情况。

合肥东大圩的圩田形成相对要晚一些,清康熙年间始有建圩围田活动。1892年时,东大圩修建了一座隍城庙。根据碑文记载,大规模的建圩活动开始于1740年,1750年农历六月初六建成,前后历时十数年,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如果说南北移民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两大文明糅为一体,那么东西移民则不断地改变东中西部的不平衡状况,促进了长江流域内的经济文化均衡。

三官大帝的信仰渊源于中国古代汉族先民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在原始社会,天、地、水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没有它们,人类无法生存生活,因此人们常怀敬畏之心,虔诚地顶礼膜拜。

据统计,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布政使司共有人丁16096人。按照自顺治至雍正朝所计“人丁户口”系指男丁16岁以上至59岁以下的人口,丁外又如妇女、小男、老男才是总人口的标准推算,四川的总人口为80480人。这个数字是四川历史上人口统计的最低数。该年全国的总人数为一亿零五百三十五万。四川总丁数为全国丁数的0.0764%;四川总人数为全国总人数的0.0769%。顺治十八年的丁口与明万历六年四川户、口的丁口比较,顺治十八年仅为万历六年丁口的6.1%,也就是说,明代四川人丁只有6.1%存活下来了。又以总人数进行比较,顺治十八年四川的总人数仅为万历四川总人数的2.6%,也就是说,四川只有2.6%的人存活下来了。

在东大圩采访,听到最多的就是自称是江西“老表”的后人,有的甚至拿出家里的族谱,信誓旦旦地诉说起当年先民是如何一步步从瓦屑坝,艰难地来到这里谋生的。

这次的移民潮,移入地不仅有江淮、江汉,还有川蜀之地。唐玄宗避祸入蜀,也引得大批北方士民迁蜀。四川是天府之国,历史上一直是富庶之地,又相对安稳,许多北人入川之后,就定居下来。

这个惊人的消息,在村庄里一传十,十传百。后来,村民们得知了这里是个古老的遗址后,很自觉地开始保护着这块土地。他们不再四处深耕挖掘,还有意识地看着,不让其他人破坏。

3、麻城境内修建水库出现的境内移民

朱元璋刚刚建立大明王朝时,针对年年战乱造成的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局面,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因战乱、灾荒人口锐减的地区进行大移民。南方主要定向“湖广填四川,江西补江淮”。

“永嘉之乱”使北方的官民十分恐慌,中原世族大批南渡,百姓也跟着逃亡,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衣冠南渡”之潮。“衣冠”即指中原文明,“衣冠南渡”就是中原文明的南迁。“衣冠南渡”的人口,据历史学家的估算,约有90万。大批北方流民沿着大运河、汉水南下,涌入江淮、两湖之地,其中以今天江苏等地为最多。

近年来,考古和历史研究证实,合肥承载着数千年文明发展史。古埂岗新石器时代遗址,生动再现了4000多年前人类在此生活、居住的场景画卷;有着“有巢氏”血脉的塘岗遗址正静静诉说着5000年前的合肥故事;距今6000多年的南院遗址,印证了这里自古以来就适宜人类居住……合肥,这片古老的土地,名胜古迹数之不绝,古典故事道之不尽,在当下依旧散发着独特魅力,不断向世人展现着与众不同的历史文化。

秦朝至元代以前的麻城移民,也大都与发生在麻城及附近的战争有关。这期间,既有因阶级矛盾激化而引起的农民起义及其失败后对居民的流放;也有因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导致大批中原民众南迁;还有为巩固边防迁居麻城的南宋百姓。其移民形式主要为:朝廷对起义农民的“强制迁徙”、北方难民的“移民避难”、南宋政权组织的“移民固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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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后的长江流域开发相对沉寂于北方,一些地方甚至退还为“蛮荒之地”“边恶之州”。但是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将北方文化习俗、风物人情带到长江流域,并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恢复了长江两岸的勃勃生机,并使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据清光绪《庐江县志》记载,庐江县境内南北曾有三官殿、三官庙各一座。其中,“三官殿,在南门外,明万历十八年建,康熙三十七年重修。咸丰年贼毁。”庐城南门外“三官殿”今已不存。

元末明初,麻城孝感乡迁川人口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元末随明玉珍入川的军人及家属;二是明初入川的麻城土著;三是江西移民在麻城居住数代或数年后入川的人口。这当然是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但也不排除自称祖籍“麻城孝感乡”的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误籍和冒籍。

从之。”那个时期,江淮之间为宋金争夺之地,战争频繁,人民大量流散,土地荒芜,地方官和朝廷都鼓励流亡的老百姓耕种,并建设官圩租赁给农民。当时,合肥有36官圩,佃民600户,1000余丁。

移民是文化的载体。当中华文明进入南北交融、东西互渐的常态,移民就加强了文化相融的深度。

据了解,当年古埂遗址的发掘过程经历了很长时间。1976年,最早由村民在耕作时挖到石器,后向县里反映了此事。1982年,正值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由当时的肥西县文物工作组对古埂遗址出土的文物进行了鉴定,确定古埂遗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上报省级文物单位。1998年,古埂遗址升级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间,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带队,肥西县文物部门和安徽大学文博班学员参与,于1983年和1987年先后两次对古埂遗址进行了发掘。两次发掘共近百人参与,仅野外作业就历时70余天。

5、促进四川官话的形成

从东大圩走出去的沈晖先生,曾经撰文介绍了他的祖先也是洪武年间来到合肥的。因为大规模的战乱,豫、鲁、皖一带居民十亡八九,村庄十室九空,歌谣唱道:“春燕归来无栖地,赤地千里无人烟。”朝廷规定,家有男丁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迁往江淮人烟稀少地区。

结束了三国鼎立局面的西晋,好景不长,前有“八王之乱”,后有“五胡乱华”,加之灾荒并起,“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永嘉五年(公元311年),都城洛阳沦陷,晋怀帝司马炽被俘,王公士民被杀者3万余人,宫内珍宝财物和宫女被掠,宫庙官府和民房被烧,十分惨烈,史称“永嘉之乱”。

人类从能够直立行走的那一刻起,就在不断地创造文明,随着历史的推进,那些生活痕迹逐渐化为断壁残垣沉淀在历史的长河和岁月的记忆中,但却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其光彩和意义。

③外地移民冒籍孝感乡。这种情况在四川的外籍移民中并不少见。如民国《南溪县志》所说的“(孝感乡)人众势强,士民或兵(卒)冒籍以自求庇。”例1:民国《合川县志·氏族》载,胡氏移民家族的迁川始祖胡正鼎,原籍“永州零陵县孝感乡”,按:永州零陵在湖南,该县无孝感乡;既称孝感乡,肯定属于麻城县。例2:民国资阳《陈氏宗谱》载,陈氏先祖原本湖南宝庆人,但在“老谱序文”上却说:“陈氏祖先,本湖南省黄州府人也。”又说“始祖于明初,至湖广黄州府麻城孝感乡奉旨填居四川……”该家谱后裔在撰修新谱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指出:湖南宝庆与黄州,相去一千余里,“试问黄州府在湖南吗?”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四川移民中麻城孝感乡人在各地势力很大,一些外籍人为优化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不得已“冒籍”。

这里紧邻合肥,只有16公里。解放前一直属于合肥县南乡,解放初期的时候一度划归肥西县管辖。1958年成立合巢人民公社,l961年12月一分为二,与晓星人民公社分开,成立大圩乡人民公社。l969年4月由原东方红、大圩2个公社合并,l970年l2月改为东方红公社。1971年4月又分为晓星、大圩两个公社。1978年5月晓星、大圩两个公社划归合肥市郊区,东大圩才算是重新回到了合肥的怀抱。

先秦时期,楚国的先民来自黄河流域。根据史料记载,祝融部落的一支沿着汉水南迁,最后落脚于丹阳之地。他们带来黄河流域的文化,并与长江流域土著文化融为一体,在被称为“荆”“楚”的地方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了后来辉煌数百年的楚文化。

根据国际考古学界的命名惯例,即考古学文化“大多数是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的遗迹的小地名为名”。这里的“小地名”,准确来说,可以是该遗址所在地或附近的最小地名,如村、县、乡、墩等的名称。

光绪麻城《邓氏宗谱》:“至元明递嬗之际,流离转徙,丧乱初平,我祖南坡公由南昌安籍于麻城。”

东大圩建成之时,圩区总面积23.5平方公里,23000亩耕地,圩堤总长24公里,是为合肥各圩口之首。上新埂、下新埂两条大堤将东大圩分为上、中、下三圩。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统计数据表明,上圩7400人,中圩6300人,下圩5900人。

“安史之乱”发生后,中原士民为避战祸,纷纷举家南迁。李白在《永王东巡歌》中这样描绘:“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史籍中也记述:“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可见,“安史之乱”后的北人南迁,又是一次对长江流域的大规模移民潮流。

此“新石器时期遗址”位于庐城南、今泥河镇沙溪社区三官村民组。今三官村即以历史上曾有“三官殿”而得名。于是,“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迹所在的小地名作为考古学文化名称的做法”,此“新石器时期遗址”便命名为“三官殿遗址”。

在川西:民国《简阳县志》载,“麻城孝感乡胡彪等人明洪武初移民实川,彪与虎、群二人同入川,至简(州)正教乡定水寺插业同居。”

古庐州的圩田面积广大,而东大圩更是合肥最富裕的圩区之一。民谚云:“大圩收一年,合肥吃一年”,“大圩一年丰,庐州三年足”。

半月谈记者 皮曙初

很快有人便打听出队伍是“省里来的考古专家”,来古埂就是发掘村民反映的文物的。生性好奇的年轻人喜欢趁着吃饭的空闲,直接端个饭碗就往发掘现场跑。

2、孝感乡的地理位置

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广阔,发生在长江流域的人口迁徙与流动或许更为久远、更为深沉。

除了塘岗遗址,合肥市蜀山区南岗镇还发现了一处商周时期文化遗址,距今已3000多年。目前,师姑墩遗址已成为合肥市文物保护单位。

元末,江淮之间历经战乱,地广人稀。朱元璋建国后,大兴屯田,多次组织狭乡农民驻宽乡垦种,同时为了削弱江南陈友谅反抗朱明的势力,迁移江西、湖北的十四万户入中都。由麻城迁往河南东南部的商城、固始、光山、罗山、息县、新县、潢川、确山、正阳、新蔡、淮滨及信阳市狮河区、平桥区等地人口较多。在这些移民当中,相当一部分是麻城的世居之民,也有一部分是从江西迁到麻城居住数年后再北迁的,他们和后面所述的麻城人迁孝感一样,称自己是由“麻城过籍”的移民。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口大规模流动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的催化剂。尽管在中国传统中,安土重迁一直是埋藏于人们心底的文化基因,但是数千年来,波澜壮阔的移民大潮仍不时发生。从“永嘉南渡”到“靖康南渡”,从“江西填湖广”到“湖广填四川”,发生在广阔时空的人口流动,加速了地域文化的融合汇通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也使长江文明带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移民文化带。

胡湾村流传着一个传说:《隋唐英雄传》里的大英雄罗成曾在此处驻扎过,还牧过马。但这毕竟是祖辈流传的传说,无法考证。现在,却从脚下的土地里挖出了真真切切的文物。

通过对这142支家族之源流进行分析,从江西迁移到麻城的姓氏及宗支有125个,占入籍麻城家族的88.03%。其中,来自江西“瓦屑坝”这个小地名(江西瓦屑坝和麻城孝感乡一样,均为中国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的有41支,占外籍移民总数的28.9%,占江西移民的32.8%。

“靖康之难”则是第三次大规模的“南渡”移民。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攻破宋都汴京,次年二月掳徽、钦二帝北返,北宋王朝覆亡。赵构称帝,建立南宋政权,随着金兵南下,被迫南迁,最终定都临安(今杭州市)。

道路施工为师姑墩遗址改道

元末明初的大移民是中国移民史上第三次大移民,即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移民的开始。麻城,特别是麻城孝感乡的移民在这次移民潮中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的这首《题临安邸》,虽是对南宋统治阶级纵情声色享乐、不思救亡图存的控诉与义愤,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移民江南后的北人实已与江南融为一体。南宋时期,长江流域语言及饮食、服饰、婚姻、丧葬等风俗习尚,均已受到北来文化的全面影响,“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

合肥晚报 ZAKER合肥记者 秦鸣

六、麻城移民对川、渝社会经济的深远影响

河东名士郭璞南下后,以壮丽的文辞和恢弘的气势写了一篇《江赋》,他说:“考川渎而妙观,实莫著于江河!”考察天下百川的奇妙景象,实在没有可以胜过雄伟长江的!

经过探查,考古人员勘定的这片遗址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在遗址中发现了大片的房址、古人丢垃圾的“灰坑”以及灶坑,可以判断这里在6000年前应该是一个规模不小的聚落。从房址的分布来看,不少房子是并排建的,“小区”规划并非杂乱无章。

解放后的人口迁徙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

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中认为,赵宋政治中心和北方移民的南迁,对长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使这一时期的长江文化再次感染上浓厚的黄河文化色彩,并完全确立了此后长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

三官信仰兴盛于魏晋南北朝,中原大地普建“三官殿”“三官庙”,供奉“三官大帝”。祈求赐福、赦罪、解厄,保佑风调雨顺,四季平安。

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大移民,最直观最显著的作用在于为四川补充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使四川的土地资源得到了充分开发。以清代的重庆地区移民为例,康熙十年(1671年)重庆地区仅有耕地面积12.4万亩,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已达到584.39万亩。雍正六年清丈土地后达到1259.76万亩,以后长期保持耕地面积在1100万亩到1200万亩。耕地面积几乎是清初大规模移民前的100倍。到了乾隆年间,四川的农业生产达到甚至超过其它地方,出现了川粮济楚,川粮济闽、台,川粮济滇、黔,川粮济陕、甘等大量粮食出口的壮观景象。以麻城移民为代表的湖广移民是入川最早的外籍人,对移民入川起到了领航和主力作用;麻城移民从元末到清中期持续不断迁往四川,是四川劳动力最稳定的补给地。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麻城人对四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自然具有特殊的历史性的贡献。

从“江西填湖广”到“湖广填四川”

合肥市文化管理处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发现了这块面积近5000平方米的古文化遗址。

在川东:新修《南川县志》:“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南渡士族与江南士族的共同支持下,在建康(今南京市)称帝,建立东晋王朝。南京在三国时期即是东吴政权的都城,自东晋至南朝宋、齐、梁、陈,都城均在南京,史称“六朝”。

古埂岗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肥西县上派镇胡湾村。时间倒回到1976年,县里统一部署,准备将这里改成蔬菜种植基地。历史有时充满了戏剧性,改种蔬菜后,需要在地头间挖很深的水沟,以便灌溉蔬菜。谁也没想到,这一锹下去,直接与沉睡地下的文物来了个“亲密接触”。

从麻城邻近的黄陂盘龙城遗址发掘的文物中,发现了大量“二里头文化”的代表器物。这说明夏王朝当时曾向麻城区域大量移民,在“三苗”之地建立了据点,派兵驻防。此时麻城境内尚存相当数量的“三苗”遗民。这次战争后,禹对“三苗”的一些部落首领也采取迁移的办法。所不同的是,禹对流徙者非但没有虐待,反而为其创造了必要的生活条件,使之“安居乐业”。即所谓“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尚书·禹贡》)。孔安国注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禹的这次强制性移民,讲究了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三苗的反抗斗争从此平息。

瓦屑坝是鄱阳湖边一个古老渡口,如今这里是著名的移民之乡,无数人寻根问祖的地方。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元末明初,天下纷扰,兵祸不绝,水旱蝗疫,灾害接踵,一时之间生灵涂炭,人口锐减,“千村血洗”“万灶烟寒”“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洪武之初,朱元璋面对这种满目疮痍、田荒地芜的局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移民屯田、奖励开垦。

古人喜欢靠近河边群居,靠捕捉采摘为生。而这个古文化遗址,则位于古河道边的二级台阶上。这里应该是合肥早期先民生活居住的聚居部落遗址,可能住着二三十个人。根据遗址表层的陶片、螺蛳壳、红烧土块等物品,推断出这个遗址形成于商周时期,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时间。

说到麻城及孝感乡移民入川,不能不提到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邹普胜。邹普胜是麻城孝感乡人,铁匠出身。至元四年(1338年),邹普胜建圣人堂,奉白莲教,长期组织民众反元,组织中以麻城孝感乡人为主体。至正十一年(1351年)与徐寿辉、彭莹玉等率众起义,同年八月,起义军占领蕲水,邹与彭见邻县罗田人徐寿辉相貌奇伟,有帝王之相,推徐为首领。徐寿辉称帝,国号天完,“以邹普胜为太师,兵分四路,连陷黄州等各郡县。”至正十五年(1355年),徐寿辉声势大振,至次年正月迁都汉阳,据池阳、太平和湖北大部。至正十七年(1357年)徐寿辉部将明玉珍(湖北随州人)率部西征。溯江而上,当年十二月攻克重庆,至正十八年攻下成都,占据四川省的大部分。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杀徐寿辉后自立称帝,明玉珍不服,与陈友谅断绝联系,自称陇蜀王,至正二十二年称帝,国号夏。一些反对陈友谅的徐寿辉旧部也大批入川投奔明氏政权。

早在史前时期,长江中下游就曾有良渚、石家河等著名的新石器文化。但是,这些史前文化先后消失。学术界的一种看法认为,这些南方部落在与北方黄河流域部落的作战中失败,被迫向北迁徙。《史记》中就有尧舜之时“迁三苗于三危”的记载。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家园,却将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带向了黄河流域及其他地区。

不久后,有村民向肥西县文物部门反映了此事。1983年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是个难忘的年份,5月,大家发现挖出东西的地方来了一支规模不小的队伍。队伍还带来了大家没见过的小铲子、小刷子、放大镜。

据《明太祖实录》载,江西南昌府在明初每亩税五斗,到明洪武21年才降为每亩税三斗。而此时的黄州府(含麻城)平均每亩税赋仅为6.2升.在这种情况下,加之宋代迁至黄州一带先期移民的牵引,大批江西人入黄(黄州府)是势所必然的。

文明的交融

后经专家鉴定,古埂遗址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这里发掘的文物包括鼎、壶、碗、钵、盘、鸟首耳罐、杯等,材质包括石器、红陶、黑陶等。古埂遗址带有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和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特色,是很有代表性的江淮地区遗址。而根据专家们的考证,古埂遗址已经有4000年到4500年的历史了。也就是说,早在4000多年前,古埂遗址就已经留下了人类活动的印迹。

麻城境内在先秦时期的最后一次大移民,是因为秦灭楚。公元前226年,秦将王贲引兵攻楚,大破楚军,取10余城。公元前224年,秦王赢政拜王翦为将,王翦、蒙武率兵60万大举伐楚,于蕲南大破楚军,虏楚王负刍,楚至此灭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中,特别是失都灭国,促使大批楚人逃亡,秦人大规模进驻。

宋室南移,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四方士民商贾辐辏,意味着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巩固强化。

三官殿遗址,位于合肥市庐江县泥河镇中沙溪社区三官村民组,距庐城南13千米。2019年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渠县傅昌志先生《渠县明清时期迁入移民探源》:在渠县境内的移民籍中,有51个姓氏计73支移民家族。在这73支移民家族中,祖源湖广籍有58支,占79.4%,在58支湖广籍中,来自麻城孝感乡的有21支,占全部移民的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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