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琼记洋行老板赫尔德与俄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本年轮船招商局承运漕粮30万石

1874

二批

二、调整海运规章,优恤海运群体

清代的漕粮海运,始于道光六年,咸丰朝以后,除因太平天国运动及义和团运动而偶有中断外,漕粮海运已经成为晚清时期最重要的漕粮运输方式。正如晚清政局,漕粮海运也在此期间经历了诸多变革,并与西方势力的屡屡插手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关于西方势力在中国近代社会走向中的作用,中外学术界存在着不同意见。本文即欲通过此个案研究,对这一问题作侧面回答。

1879

张恩骏在编写“轮船招商局大事纪”时,[1]称同治十二年,“直督、苏抚奏拨漕米30万石,交由本局承运”。也就是说,他认为,本年轮船招商局承运漕粮30万石。此说误。

自道光六年以来,江浙两省的漕粮海运抵达天津后,清廷例由京师派出两名钦差大臣前往,专门负责验收。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要求变通验收事宜[21]。户部指出,以前因直隶总督远在保定,“非有大臣按临天津整顿稽查,不足以昭慎重”。本年将通商大臣裁撤,若将验米事宜责成直隶总督就近经理,“必能调度得宜,较之临时简派大员前往,与地方官吏素不相习者,呼应尤为得力”。于是,李鸿章顺理成章地接办了此后的海运验米事宜。

简而言之,洋商虽多次想插手漕粮海运,但清廷为维护利权起见,始终加以拒绝。即使雇用,亦完全由招商局负责。这种努力,对于保护漕运的独立性,具有重要意义。

木帆船业的兴盛,还推动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海和宁波的经济发展中,看得很清楚。

寿折,1973年。

[16]《朱批奏折》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二日,湖广总督李瀚章等折。

二、阻止与妨碍漕粮海运

159,500

30240

[30]《军机处录副奏折·洋务运动·船厂》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

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期间,海运受阻,“或谓局船必为法人所掳,或谓局栈必为法人所焚”,马建忠当机立断,将招商局出售旗昌,结果成为轮船招商局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38]。与此同时,李鸿章希望美、英等国进行调停,以便漕粮继续北运[39]。但美国杨约翰回电,美国并不能“阻止中法之欲按公法所载权利”[40]。也就是说,美国不会为了清廷的利益而插手此事。与此类似,英国的立场是:“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存在着战争状态,所以法国有权宣布封锁。”他们甚至还为法国人的疏忽感到惋惜:“有几条装满漕粮的轮船抵达天津。很显然,这是由于法国人没有看到它们,否则的话,它们早就应该在到达之前消失。”[41]同样,德国外交部也指示德国驻华公使,承认法国军舰有权搜索德国船只[42]。

306,350

[29]
台湾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六日,江苏巡抚恩

[17]这些方面的情况,可参见《刘坤一遗集》之奏疏、书牍等各处,大致说来,其手法包括折征已久、河船难复、海道遥远等。

一、代运漕粮的谋划与实践

光绪元年

65830

[22]《朱批奏折》同治十二年四月十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

清廷宣布漕粮改折诏后,江浙漕粮海运本应全部转入轮船招商局手中。一方面因招商局运输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招商局的不满,江苏粮道罗嘉杰派候补知县沈翊清、颜澍等人前赴上海,与太古洋行秘密协商。太古洋行派华人经理王增禄商办,双方议定,将原来由沙船承担的6成交太古包运。自上海至塘沽,每石规银3钱2分。至历届沙船准带二成免税货物,因国库亏空,准令免税一成。合同草签后,江苏先付水脚规银2万两作为定金。恩寿奏称,综而计之,所议水脚每石约可节省银9分[52]。

582,758

[23]《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湖北巡抚翁同爵折。

[25]《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两江总督李鸿章等折。

在同治十一年招商局创建之前,洋商就已觊觎漕粮海运,尤其是美国,“由于它所处的中立地位,由于它的航行速度,由于它的武器装备,具有比较安全的保障”[1],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美国琼记洋行老板赫尔德与俄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故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业幅千方百计为琼记洋行穿针引线。咸丰十年《北京条约》换约,伊格那提业幅表示,自己在上海时,美国商人声称情愿领价采买台米、洋米运京,“如令伊寄信上海领事官,将来夷船、沙船均可装载,用俄、米旗帜即何无虞”[2]。

390,000

[41]《商船会馆公禀苏松太兵备道稿》,《申报》光绪六年九月十一日,1880年10月14日。

三、漕粮改折与修改商约

而随着道光六年的清代首次漕粮海运,沙船、宁船、蛋船、卫船等等木帆船的重要性,开始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沙卫等船是一支担负着漕运和南北物资交流的庞大帆船队伍。我国东北、山东牛庄和登州的大豆向来都是用沙卫等船运往上海,转销东南各省,这种“豆石运输”是中国沿海的传统大宗转运贸易。由于雇商海运,承担运输的工具最初又全为木帆船,结果沙卫等船,在此段时间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即以沙船为例,它在道光和咸丰年间,数量都保持在2000∽3000只的水平,船工水手也多达10余万人,成为它事业发展的巅峰时期。

合 计

在维持正常的漕运活动时,李鸿章也相当注意优恤船商、水手等海运相关群体。自西方轮船入侵中国后,中国旧有沙船等受到排挤,生意亏折。同治四年十二月,时任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向清廷奏称,沙船以北洋豆货为大宗,自外轮入侵,沙船日就疲乏,“无力出洋,大半废搁”,请求从五年始,海船交清米石后,即由津局、苏浙粮道分别填写装漕细节,准在天津、牛庄自运回货,全行免税。[24]这自然得到户部的批准。

漕粮海运本为节省费用起见,但随着财政的日益枯竭,清廷逐渐加大漕粮折色比例,以应付赔款,漕粮海运的比例愈来愈小。光绪二十二年,江北各属奉派俄法英德四国还款,将漕粮盈余每两解钱100文,正米1石解钱200文,共凑银4万余两。二十四年,又继续每石提钱200文,仍用于还款[45]。此为较早的利用漕粮折银抵款之事。

漕粮海运与轮船招商局

同日,盛宣怀又致电外务部大臣王文韶:“苏漕为太古夺运六成,马凯请入新约,永此为例。此皆委员得贿所致,苏抚已于二月廿二日入奏。尚幸合同系与华人王增禄所订,洋人尚未画押,各州县米尚未买,势必援照浙江酌请折价,合同似尚可废。现有公电到部,日内苏抚奏到,务请电旨严驳。招商局水脚去年已减五分,且每年报效皆在漕内开支,洋行所减甚微,并欲客货免税一成,意在带货免税,公中吃亏何止数分。况一入新约,准运仍必加价,多方挟制,此洋人惯技也”[33]。三月初四日,外务部回电云,“冬电已进呈,苏抚奏已先到。旨:‘户部知道’。现电驳令作罢论,勿使利由外溢”[34],同意废除合同。

[15]《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三年四月初六日,江苏巡抚李鸿章折。

折价而外,西方列强还欲通过商约谈判,直接监管漕运。二十七年年底,英国商约谈判大臣马凯两次要求清廷允许粮食外运,均遭谈判大臣盛宣怀和吕海寰的拒绝。马凯又提议:“既欲禁米,须先一月通知,并须华洋商一律。无论何项米粮,于禁内有运出口者,概作弛禁。”中方表示,商米可以如此办理,但漕粮与军米不在此内。马凯仍哓哓不休,“坚欲漕粮、军米同禁,否则商米不得独禁出口”[50]。两江总督刘坤一指示:漕粮、兵米皆关国用,与商贩谋利之米迥不相同,“马使无论如何要求,自难允其入约”[51]。事后证明,英方之所以如此纠缠,主要是因为二十八年份苏漕海运,有议交太古洋行代运30万石之议。

最初,招商局试运漕粮20万石,获得了成功。随着轮船运输的成功,这个比例得到了提高,“初定沙八轮二,旋改沙六轮四”[22];1877年,李鸿章又规定,“嗣后苏浙海运漕米,须分四五成拨给招商局轮船承运,不得短少”[23]。而到光绪二十六年以后,由于沙船已经无力承运,漕运全部划归轮船局承担。

[32] 盛宣怀:《核减招商局承运漕粮水脚折》,《愚斋存稿》卷七《奏稿》。

两江总督何璟是反对招商局最有力之人。他强调资本不易集,沙船主必不肯让,不仅对招商活动百般阻挠,还致函李鸿章,认为招商局多有窒碍,主张轮船招商局“从缓”兴办[42]。适逢何璟丁忧离职,由李鸿章旧部张树声兼署两江。十一月十一日,李鸿章亲自给张树声写信:“与阁下从事近二十年,几见鄙人毅然必行之事,毫无把握,又几见毅然必行之事,阻于浮议者乎?”明确表示,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漕粮海运尚小,更主要的是为中国数千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43]。张树声回信予以支持,不仅同意拨给苏漕10万石,还决定将江北漕粮10万石也一并拨归招商局,这才解决了两江的阻力[44]。对于这一点,李鸿章事后还念念不忘:招商局运漕已有成议,但几为所阻,“幸浙省欣允,振轩制军幡然解悟,或为官造轮船开此先路耳”[45]。


沙船业的衰落使漕粮海运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清军攻克江浙后,海运漕米数逐年增加,沙船不敷装载的矛盾渐趋突出。同治五年,江海关道应宝时两次提出解决办法。最初,他主张由清政府收购全部沙船,加以整修,以保证漕运,但全部费用超过70万两白银,每年的维护费用也要超过26万两,这显然不会为已经上下交敝的清政府接受。

日,江西巡抚李文敏折。

[14]李鸿章:《复薛觐堂侍郎》,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五。

江苏运漕合同撤销后,马凯不得不同意中方要求[58]。不久,马凯旧事重提,称仅禁商运不禁官运,系违旧约。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对《天津条约》进行补充修订:如果出现饥荒禁运,中国提前一月通知即可禁止。在禁米时期,“如中国国家有漕米、军米欲于禁期之内运出者,须将其数目示明,则该项谷米不算在禁之列”。洋关则须将漕米、军米出口及进口数目登记,但除此之外,不许别项谷米在禁期之内出口。[59]也就是说,经过此番谈判,西方列强已经可以监管中国的漕粮运输事务了。

光绪二十六年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是对清代漕粮海运的沉重打击。由于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西逃至西安,天津、北京等地又相继被联军占领,使得此年的海运停止。清政府紧急成立清江浦和汉口两个转运局,将上海尚未运出的漕粮,部分改由河运和陆运,以便运抵西安。《辛丑条约》的签订,最终促成清王朝财政体系的完全崩溃,“当此时势艰难,财用匮乏”,为节省开支,光绪帝发布上谕,“著自本年为始,各直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25]。尽管以后又规定江浙每年仍运本色漕米100万石到京通,其余部分的折征却贯彻执行下来。

[20]《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十二月初十日,江西巡抚刘秉璋折。

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是清代漕粮海运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我国“自营轮船事业,当以李鸿章、盛宣怀等所组织之招商局为滥觞”[29]。李鸿章是晚清推动轮船事业的中坚,同治十一年,他借大讨论之机,为轮船事业摇旗呐喊。他认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费,万不可省”,如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必能获利。但此事只能交给那些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为众商所深信之人,并由朝廷允许代为运漕,否则商人必多顾虑[30]。与此同时,他又给曾国藩写信,声称租赁轮船是经久推广至计,自己已经命津关委员林士志和广东帮船商议呈9条章程,凑集本银30万,举总商承揽,配发公款,照股均摊生息[31]。此章程成为招商局的最初轮廓。

咸同以后,漕粮海运得到恢复,但类似“青浦教案”性质的事情仍不时发生。同治五年六月十四日,因各地教案未能迅速完结,法国公使伯洛内对奕訢声称,清廷倘仍不快速结案,“应派本国兵船于海面捕拿漕船,变价分偿受伤之人”[34]。对这份照会,奕訢奏称:“种种狂悖之词,俱出情理之外”[35]。他在照会中指出,办案须有真凭实据,即如北京天主教徒虽有买田红契,但原契仅地11亩,实际侵占却多达73亩,“其为越界多占显而易见”[36]。即便如此,他也不得不忍气吞声。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爆发,清廷特命曾国藩处理。法国公使如法炮制,以决裂相要挟。曾国藩闻知此信,“呕吐大作,历三时之久,卧床不起。据医家云,脉象沉重”[37]。

木帆船又受来了来自清政府的剥削。1862年,清政府规定,对中国商船除原定征收商税、船钞外,又增加“海船商号输捐”,商船承载量为300担的需捐银25两;而自400担起,每增加200担即加银25两,并以次递增。这就是说,一艘1500担至2000担的船只出海,非先交数百两银子不可,这对于传统的木帆船航运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19]
李鸿章:《复刘仲良方伯》,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

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期,李鸿章请求为直隶官剥船增加津贴。他指出,剥船于五、六月间全漕运竣,例准驶赴附近各河揽载,自谋生计。本届南漕因中法战争阻隔,不能迅速北来,各船空泊河干,既无水脚可得,又不能违例前往他处揽载,“嗷嗷待哺,困苦不堪”。水手至万余人之多,闲守至三月之久,“若不设法抚恤,势必贻误转运”。尤虑他们穷极生变,“偷盗搀和,弊将百出,防不胜防,实于天庾正供大有妨碍”。经过与江浙粮道王毓藻、廖寿丰商量,即由江浙两省于漕项内,每船另筹津贴银10两发给[27]。

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轮船招商局为避免更大损失,仿效出售旗昌之例,由盛宣怀将轮船分售各国洋商。如德商信义洋行(H.
Handl & Co.)和礼各洋行(Messrs, Carlwitz &
Co)即收购了招商局的7艘轮船[43]。次年《马关条约》签定,招商局又将出售之船“全数买回”。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华,招商局为防患未然,再次将永清、丰顺等19艘轮船变价出售,自己仅保留江宽、江永等10艘。次年战事平息,招商局又将售出轮船“仍照原价全部买回”[44]。在经历了这几次反复后,招商局元气大伤,经营受到沉重的打击。

4,822,415

湖北

除了以上所言的几点外,李鸿章还在江浙漕粮减赋、通过漕粮海运来加强国家海防建议等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质言之,他是一位对晚清漕粮海运产生过全方位影响、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的重要人物。

当然,洋商与漕粮海运发生直接关系的,有清一代也出现过两起:光绪十一年,江浙部分漕粮由招商局出面,转包给旗昌、太古和怡和代运。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廷如法炮制,由招商局代雇洋商承运。

290,000

[3] 吴馨等修:《上海县续志》卷七,民国七年刊本。

[36]郑观应:《招商局股东大会演说词》,《盛世危言后编》卷十《船务》。据李鸿章说,李振玉系“底细不甚深知”,后因众论不洽而辞退,胡光墉则“畏洋商嫉忌,不肯入局”,所以李鸿章甚至想到通过粤商叶廷眷入局而吸引粤商,见李鸿章:《复孙竹堂观察》,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二。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户部为了节省开支,又欲让洋商承运漕粮:通过赫德代觅洋商包运,由沪收径运到仓,每石合银不过6钱,较招商局远为节约[12]。但盛宣怀不无疑虑:“将来权力必尽落他人之手,洋商觊觎本已久矣。”[13]当时商场惯例以每140斤折换为1石,赫德将合同转包给怡和、仁记后,很快就向清廷要挟,以100斤作1石,将成本提高40%。由于“大不合算”,户部只好向招商局求救:“如能承办,不尽之言。”[14]盛宣怀马上答应下来[15],此事才宣告结束。

如果说上海由于处于通商口岸的位置,漕粮海运对木帆船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表现得还不是很突出,那么浙江宁波的例子则可以看得更清楚些。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轮船势力的入侵,浙江宁波的南北号蛋船数量急剧减少,到1850年,所存商行仅20多户,共置有木帆船100余艘,最大的木帆船载重约250吨。从咸丰三年起,浙江举办海运,上海的沙船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宁波“南北号”的蛋船开始在浙江的漕粮海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浙江首次海运漕粮,受雇出运的“北号”商船约130余只,其中一家单独派船6只以上的就有11家。当是为南北号服务的甬江码头的秤手、斛手、杠、挑力夫、修船、制蓬、打索的工匠甚至有一两万人[4]。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署两江总督张树声等折(以下

[5]《桂良致吴煦函》,1861年5月,《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第227页。

招商局成立之后,承运漕粮成为招商局立基的重要条件。为抢夺此笔生意,光绪元年,旗昌轮船公司表示,情愿将漕粮运费从招商局的每担6钱左右降为1钱,以运漕60万担计,就会形成30余万两的差价。《申报》也不得不惊呼:“此事惊闻之下,未免太觉其减价。”[11]只因李鸿章和招商局坚决抵制,才未成行。

轮船办运无法推行,夹板船[20]却试办过一次。同治六年十二月,经曾国藩奏准,将宜兴等地采买的米三万石,交由夹板船船商郭德盛试运。该船从上海启航,一路进展顺利,但到达大沽海口后,发现该处河势窄浅,最初运抵的8千石吃水太深,不能进口,只得由洋商雇船剥去4千石,“始得前行”;加之栈房租费每万石月需银400两,逾月加倍;所起之米,每袋亏折1至2升,每石又须剥价4分,以致“商人赔累,大有悔心”[21],这次试运没有成功。

453700

一、恢复海运,扩大运输对象

四月二十七日中法和约画押,法国答应漕米可于是日起运。结果江苏之米80余万石,交由太古、怡和装运的就达32万余石[19]。浙江巡抚刘秉璋因不满洋商在战争期间不肯冒风险运粮,从洋商应运之米中拨出六成约9万余石,交由宁船承运[20]。即便如此,招商局仍规定,其所承运的漕粮,“凡未经海运局验兑、由各县自寄旗昌洋栈者,所有栈租、麻袋、芦席、砻糠、扎口等费,均由本局给付,不与各县相涉”[21],可见完全贯彻了李鸿章的主张,即虽系洋商代运,具体事宜由招商局负责。

同年八月,应宝时又提出“官买夹板船济运漕粮”的建议,他认为船少粮多,除官买洋船济运外,若每年能划分漕额数成,招商承运,“令其偕官船同时抵津,则尤为简便”。户部表示赞同,总署也肯定了户部的意见,认为“不为无见”,同时又进一步指出,华商通过“诡寄洋商名下”,骗捐取利,不数年间华商尽变为洋商,“官私利权两窘”,反不如明定章程,允许内地商人购造轮船,“既可免隐射之弊,亦可辅转运之穷”[15]。但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出于对海运水手安置等等方面的考虑,坚决表示反对。以后,江苏巡抚丁日昌也提议制造夹板船和轮船转运漕粮,均由于因循而没有成功[16]。

湖北

次年,尽管战争结束,李鸿章仍再次为剥船请加经费,他宣称,尽管剥船在封河守冻期内,每船给工食银15两,每年给油艌银5两,三年给小修银20两,每运米100石给脚价银8两4钱零,食米1石15升。同治七年筹给耗米,十年每100石加脚价银5两,平摊后仍然无几。而以前实领工食银系在芦商捐款、东纲生息项下动支。后因长芦、山东纲情疲累,将工食减发银7两5钱。加上其他费用及损失,“尤属不赀,啼饥号寒,贫窘日甚”。以前每届剥运,亏短漕米至数万石之多,“羁押船户数百名,血肉横飞”,也于事无补。他指出,“若不稍示体恤,无以得情法之平,难保其不复萌”,请求自本年始,每船由苏浙补贴工食银5两[28]。

整个谈判过程招商局均被蒙在鼓里,直到草约签定,他们才得到消息。二十八年三月初二日,盛宣怀电函外务部,指出清廷成立招商局,“一则利不外溢,二则权自我操,非仅为保护商局起见”。现在英使迟迟不肯定约,皆因有苏漕交太古装运草约。如果草约变成正式合同,“在华商必更心寒气散,难期推广”,要求江苏单方面废除草约[53]。他还表示,太古洋行遽肯减价揽运,“实为攘夺权利起见,是以英国、日本议订商约,均欲将漕运列入约章”。太古平时运送商米,水脚或增或减,但都高于此数,“该洋行何以独于漕米愿减水脚?可见别有隐衷”[54]。同日,盛宣怀又致电外务部大臣王文韶:苏漕代运之事尚未画押,“合同似尚可废”。洋行所减甚微,况一入新约,仍必加价,“此洋人惯技也”[55]。三月初四日,外务部回电:“现电驳令作罢论,勿使利由外溢。”[56]因为“西律毁议,必须重罚”,经江苏与太古反复磋商,太古答应由中方赔偿银7万两废约。盛宣怀先垫银4万两,在招商局应收余米变价盈余项下扣还;其余3万两,由江苏粮道向号商挪付,自行清理[57]。

六年

97540

[24]李鸿章:《海运回空沙船请免税折》,同治四年十二月初三日,《李文忠全集·奏稿》卷九。

西方列强很早就开始利用漕运来打压清廷。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们即以占领运河、切断运道的方式来挟制清廷。中国通马理逊向英军统帅献计,漕运以江宁为咽喉,英军只需盘踞江面,阻绝南北,即可要挟清廷,“所求当无不如志”;否则扬言密招汉奸,挖冲高家堰堤,阻断运河,“计更无不得请者”[26]。由于早有这种战略企图,英军沿长江一线猛攻,占领镇江后立即派舰队封锁运河口,将当时的近700只沙船阻断于此,切断了与北方的商业联系[27]。尽管此年漕粮已先期运抵通州,美国学者Harold·C·Hinton还是认为,正是英国军队“通过占领运河和长江交汇处的南京,切断了运河,从而为鸦片战争迅速有结果做出了重大贡献”[28]。这种战略态势的存在,使得象包世臣这种原本最支持海运者,也对海运发生动摇:洋人驻扎上海,控制咽喉,“虽仆亦不敢主持”[29]。

1873年3月,招商局的“永清”号轮船首批运载漕粮9000石,前赴天津,揭开了招商局承运漕粮的序幕。现根据有关资料,将轮船招商局成立的最初十一年间,其承运漕粮的石数、漕运水脚收入及占水脚总额的比重,列表如下: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五年七月初二

[7]李鸿章:《筹办京米章程折》,同治二年四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三。

两江总督曾国藩对此颇为积极,他说美国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素称恭顺”,由美国公司代运漕粮,“或且输诚而昵就于我,未可知也”[3]。但反对意见亦相当强烈。江苏巡抚薛焕认为,此端一开,恐将来洋商藉口按年勒索银两;如不遂其欲,即阻南漕北上,“贪婪之性,势所必然,不如慎之于始,弗令其于条约外稍存觊觎”[4]。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持同样观点:“若由外国领价买运,价银先入其手,难保不随意开销,窃恐藉此把持,从中渔利,将来南漕海运转多掣肘。”[5]漕运总督袁甲三也坚信:“以现在夷情揣之,其气益骄,其心愈侈,万一发价之后事有变迁,更恐无计可施。”[6]恭亲王奕訢等人亦称,最好的办法,仍然是利用价格杠杆,听任中外商人自行经营[7]。

由于浙江的海运运米量保持在六七十万石的水平,需船较多,而承运的商船不仅可以获得数十万两银子的运费和数万石的耗米收益,而且按规定每次出运漕米可得二成免税货物;商船运漕抵津卸空后,又可以前往辽东装载油豆等北货南归,所以获利颇多。在这种高额利润的吸引下,许多宁波航海商人和船号,纷纷拿出所有积蓄甚至变卖产业,投资海运事业。而且,就在咸丰三年,宁波所辖的鄞、镇、慈三邑九户“北号”船商,便捐资重修了“辉煌恒赫,为一邑建筑之冠”[5]的甬东天后宫和庆安会馆,可见其资金的雄厚。

江西

[9]刘郇膏等:《司道会详同治二年分钱漕分别酌征》,《重订江苏海运全案原编》卷五《奏章文移》。

阿礼国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他咄咄逼人的进攻之下,两江总督李星沅命令地方官分3批从青浦获抓倪万年、王明付、刘玉发等10名漕船水手,枷号黄浦。判罪时,清朝官员认为可判为口角争斗,阿礼国则坚决要求罪加一等,视为“抢劫”。结果倪万年、王明付等人被诬首犯,杖100,充军3年,其他人也莫不罪加一等。随后,清廷为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紧急向停运河漕水手发放救济,预给官银,声明于明年河运帮费内扣还,并造花名清册备查[33]。尽管此后水手皆安静如初,但安于现状的道光皇帝再也不可能继续推行海运,道光朝的漕粮海运就此结束。

同治十二年

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宣布漕粮改折诏后,江浙漕粮海运本应全部转入招商局手中。因招商局运输能力有限,同时也是出于对招商局的不满,江苏粮道罗嘉杰派候补知县沈翊清等人前赴上海,向太古洋行华人经理王增禄商量代办事宜。双方议定,将原来由沙船承担的6成交由太古包运,自上海装轮运至塘沽。无论漕白水脚,每石规银3钱2分,正米交清后,余米照章由海运局收买。至历届沙船准带2成免税货物,因国库亏空,准令该行免税1成。合同草签后,江苏先付水脚规银2万两,交太古洋行收兑。其他兑米储栈事宜,悉照招商局章程办理。江苏巡抚恩寿表示,所有议定水脚银数,较之沙船水脚每石约可节省曹平银9分零,将水脚神犒等项一并统计,每石也不逾库平银7钱5分之数[29]。

李鸿章是晚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他的许多活动,都对晚清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即欲就他与晚清漕粮海运的关系,来从一侧面了解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作用。

中法战争爆发后,法方宣布阻截海运船只,招商局被迫出售给旗昌,漕粮海运难以进行。洋商乘机活动,德商费实呈请用轮船7只,运粮10年,每年以80万石为断,每石水脚银6钱,十年期满后轮船送归中国。如每年付运之粮不足80万石,则所缺之数按每石补缴银3钱。李鸿章指出,招商局运米至多四、五十万石,德商所请过多,不足部分还有讹索;况轮船用过10年再送中国,早破旧不堪,“以此为饵,其谁信之”?英国则称,如果将漕米交给太古、怡和装运,就算2钱利益已不小。李鸿章奏称:从上海用轮船运米到天津,每石水脚须4钱左右,英国开出如此低的价钱,实际上是企图一劳永逸地控制漕粮海运之权。招商局与洋商抗衡,“官无帮助之法,惟藉此运漕为扶持”,若因中法战争被洋商占夺,则战事平后招商局必难规复[16]。他提议,现在招商局船旗虽换,而此局尚存,江浙漕粮惟有仍照旧章,交由招商局承运,“责成该局转雇洋船分运”。洋商知漕米非招商局不能承运,他日局船收回,“可不费唇舌而自明”。另外,招商局已经和旗昌协商好,收回轮船时盈余仍归招商局,“与其交别家洋船,自不如仍交旗昌承运”[17]。经唐廷枢与洋行商议,决定以招商局所装四成交旗昌洋行代运,以沙宁船所装六成交怡和太古分运[18]。

随着铁路作用的推广,铁路参预漕粮运输的程度也进一步加深。江苏省征收的漕粮,“向来多由无锡雇船运沪”,但到了三十三年,“因沪宁铁路告成”,经两江总督端方与江苏巡抚陈夔龙奏准,他们将三十二年份的江苏漕粮,先拔十万石,由火车运至上海,结果“试行车运,颇臻妥善”,效果很好,“自应推广”,所以他们一度想将江苏省的60万石漕粮,“全归车运”,只是由于条件的限制,“约以四十万石为率,归于车运”[28]。

二月十八

[23]《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折。

合作虽未实现,在利润驱使下,洋商之间仍出现了一场购运粮食的竞争,仅琼记洋行就从加尔各达、爪哇等地向天津输米30万担以上。它还与旗昌公司作过一番秘密盘算:两家各自垫支70万美元,共同承运100万担粮食到天津,估计可获利120万元[8]。但是,出乎它们预料的是,由于粮食蜂拥而至,京畿米价狂跌,每石值银不到2两。琼记洋行所运之粮,直到第二年才在天津脱手,亏损达12万美元,“造成了这一年成为琼记洋行自1840年创建以来所经历的第一个赔钱的年头”[9]。洋商大亏其本,争夺漕运的活动暂时沉寂[10]。

110,000

湖北

[11]《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江苏巡抚李鸿章折。

清代的第二漕粮海运始于道光二十八年,这也是鸦片战争之后清代的首次漕粮海运。但正是在此次过程中,发生了“青浦教案”[30]。三名传教士违约到青浦传教,和当地看守停运漕船的山东籍水手发生冲突后受伤。尽管事情得到青浦县令的妥善处理,英国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
)仍利用这一机会,扩大事端。他采取的手段之一即是用军舰阻止漕船离港。在上海道咸龄的授意下,几只沙船想冲破封锁线,阿礼国真的命令“奇尔特”号开炮轰击,结果将这些漕船全部堵在黄浦江内,时间长达14天[31]。为扩大影响,阿礼国还派人在吴淞一带遍贴告示,“声言夷人被粮船水手殴打尚未严办,海运米船不许开行等语”,这不能不在沙船水手中产生巨大恐慌[32]。

695,279

难复、海道遥远等。

[40]刘锡鸿:《再致李伯相书》,光绪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刘光禄遗稿》卷二。

光绪二十年,日舰出没大洋,“虽未即敢肆扰沿海,而商舶来往已不免戒心”[22]。清廷命江苏议复,结果署苏州藩司黄祖络、粮道吴承潞等人与盛宣怀商议,最后决定由招商局在天津、上海设立商米公栈,各属将所收米石运交上海公栈验收存储,分雇洋轮装运,所有损失均由招商局赔偿[23]。因战事纷乱,直到第二年张之洞等才给出江苏的具体运漕米数。招商局交洋轮包运部分,共计二十七、八万石,占全部漕粮的三成,其余部分折征[24]。浙江仿效江苏做法,也是本折兼解,折六运四,雇洋轮包运[25]。

例如,道光六年的漕粮海运,由于船只不敷使用,只得采取往返两次运输的办法。但由于获利颇丰,在第二年商议是否再行海运时,沙船主们立即表示“情愿赶办船只备用”[2],并一次性打造沙船三百余只,使得船只数量增加了近25%,可见漕粮海运与其利益攸关。沙船在对漕运“独专其利”的同时,也促进了南北的商品交流,致使“一时生涯鼎盛”;富户之由漕运起家者,也以上海“为独多”[3]。

类别

[34]《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

不过,在制定《辛丑条约》时,西方列强认为,漕税虽为清廷主要收入,“但因常有天灾侵扰,中国政府时常予以免除。鉴于此项税收不稳定,赫德建议不要动用”[48]。这种态度在《辛丑条约》中得到了体现,即担保只以关税及盐税为准,而没有将漕粮列入[49]。

清承明制,以河运为“正载”,但中叶以后,随着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变化,河运漕粮难以维系下去。在此情况下,道光六年和道光二十七年,清政府实行了最初的两次漕粮海运;咸丰朝以后,尽管也曾试办过河运,但仅属“偶一行之”,且数量有限,海运成为漕粮运输的主要形式。

光绪三年

此年十二月,按照李鸿章的指示,署江苏布政使刘郇膏等人讨论冬漕起征事宜。他们指出,如要江苏新漕照额运输,实有未逮,但京仓支绌,亦不敢全蠲。当时武进等7县仍为太平军控制,漕粮无法征收。长洲等15州厅县,“虽先克复而逆贼盘踞三载”,百姓流离;金山、嘉定和丹徒3县,也因“该逆时常扑扰,耕作难安”,漕粮无法起征。仅有华亭、娄县、青浦3县尚可按情况酌量征收[9]。此年江苏计征漕米130030余石[10]。江苏巡抚李鸿章将此事上报清廷,并宣称此年折征价为年内5950文,年外6450文[11]。此举受到清廷的高度赞扬:李鸿章于新复地方,即能筹划漕运,“具见办事认真,深堪嘉尚”[12]。但李鸿章也有自己的苦衷,他私下表示:“此事重复旧规,必有整顿更张之处,尚烦数年荩画也。”[13]另外,上海沙船停歇极多,“于税捐海运均有妨碍,执事所深知者”[14]。具体开洋日期,据李鸿章单独奏报,漕白正耗131273石零,经剥耗3194石零,沙耗9338石,筹备余米1170石零,实在交仓93442石零,白粮正耗23627石零,装沙船78只,于三月十五日前,全部兑完[15]。此后,各种奏报步入正轨。本次漕运成为一度中断的江浙两省海运恢复的标志。此后,这两省的漕粮海运一直持续到清王朝结束。可以说,李鸿章通过自己的努力,延续了晚清这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

《马关条约》出台后,清廷为“专款存储,听候拨还洋款”,改折江苏漕粮30万石,折价解司[46]。二十八年,户部为偿还赔款,又筹提各处漕粮折价金:江苏丁漕折钱平余银10万两,江宁丁漕折钱平余银4万两,江苏漕项银6万两,安徽漕项银2万两,河南丁漕折钱平余银2万两、漕折正项加复银4万两,浙江漕项银6万两,湖北丁漕钱价平余银33000两,湖南丁漕折钱平余银3万两、漕项银4万两,安徽丁漕折钱平余银5万两、历年积存漕折银4万两,以上共计银53万3000两[47]。

4、运漕水脚每石按银五钱五分计。

(1840-189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91页。

在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李鸿章还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图说服两湖及江西,由轮船招商局代办这几省的小规模海运。湖南、湖北及江西三省的重新海运始于光绪元年。但这种行动的铺垫,则早就已经开始。随着轮船招商局办有成效,在李鸿章的游说下,清廷多次要求湖北恢复漕运、起运本色漕米。最终,湖广总督李瀚章同意,“酌提漕折,由湖北汉镇采买,雇装轮船至沪海运”[16]。

晚清时期漕运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由河运占主导变为海运占主导;由全归木帆船承运变为轮船控制主体部分(《辛丑条约》签订后火车亦加入此行列);由全交本色改为以折色为主。在此过程中,西方技术与漕粮海运相结合,催生了中国运输工具的近代化,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轮船及后来的火车在中国大规模出现,正是重要标志。但是,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必须对西方的这种贡献保持清醒的头脑。漕运只是一种利益的分配方式,西方势力对漕粮海运的染指,无非是想对原有的格局进行再分配,从中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他们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表现,绝非出于什么美好的愿望。正如识者所言:“所有西方侵略者在中国的现代化设施,包括赫德所说的‘做轮车以利人行,造船以便涉险,电机以速通讯’统统在内,都是首先服务于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目的,都不是什么向中国引进新的技术,至少首先不是这样;而是为自己攫取利润,至少首先是这样。”[60]

七年

[33]《盛宣怀致王文韶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二日,王尔敏、陈善伟编:《清末议订中外商约交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38]《总署收李鸿章函,附轮船招商条规》,《海防档》,购买船炮,第920-923页。

[1]斯蒂芬·洛克伍德:《美商琼记洋行在华经商情况的剖析(1858—1862)》,章克生等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122-123页。[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同类档案省收藏单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借船运米案清档》咸丰十年十月初九日,总理衙门折。[3]《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曾国藩折。[4]《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借船运米案清档》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附件一,江苏巡抚薛焕奏折。[5]《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借船运米案清档》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二日上谕附件,杭州将军瑞昌等折。[6]《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借船运米案清档》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附件二,漕运总督袁甲三奏折。[7]《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恭亲王奕訢等折。[8]斯蒂芬·洛克伍德:《美商琼记洋行在华经商情况的剖析(1858—1862)》,第129页。[9]斯蒂芬·洛克伍德:《美商琼记洋行在华经商情况的剖析(1858—1862)》,第133页。[10]
聂宝璋先生认为,此议洋商运米,“不管怎样,历来由官方承办的漕粮,却开了外轮承运的先例”。参见《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领水主权的破坏及外国在华轮运势力的扩张》(《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实际上,此次洋商所运之米并非漕粮,更说不上是外轮承运漕粮的先例。[11]《申报》,《论旗昌轮船公司欲代运漕事》,光绪元年二月初九日,1875年3月16日。[12]
李鸿章:《寄西安行在军机处、户部》,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三七。[13]《寄江鄂督帅山东抚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五《电稿》。[14]《北京全权大臣户部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五《电稿》。[15]《寄北京全权户部》,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五《电稿》。[16]
李鸿章:《论南漕折色并由绅董采运》,光绪十年八月十二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17]
李鸿章:《复户部额阎两中堂论漕运》,光绪十年八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18]《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年十月十五日,两江总督曾国荃等折。[19]《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十日,江苏巡抚卫荣光折。[20]《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巡抚刘秉璋折。[21]《述报》,《招商局轮船运漕局示》,光绪十一年二月十八日,影印本,第710页。[22]《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山东道监御史庞鸿书折。[23]《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等折。[24]《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湖广总督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等折。[25]《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五日,浙江巡抚廖寿丰折。[26]
梁廷柟:《夷氛闻记》,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74页。[27]
对于这一点,英国方面早已有精细打算。有人分析,其侵入长江,“其意即在扼中国交通之冲要,藉以要挟”,且镇江未陷以前,英军即以船封锁运河北口之瓜洲,“可知其断绝漕运之毒计,早决于未至镇江以前也”,见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1983年1月影印,第144页。[28]
Harold·C·Hinton : 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China (1845-1911), 1970,
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 4.[29]
包世臣:《答桂苏州第六书》,《安吴四种·中衢一勺》附录四下。[30]
关于清浦教案具体过程的描述,参见拙文:《李星沅与青浦教案》,《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31]
Ernest
O.Hauser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越裔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1990年4月版,第26页。[32]
福禄堪:《青浦事件信稿》,《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33]
福禄堪:《青浦事件信稿》,《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34]《法署使伯洛内为各地官员不肯速结教案等事致奕訢照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清未教案》第一册,中华书局1996年6月版,第549-552页。[35]《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五年七月十八日,恭亲王奕訢等奏为法国来照情词叵测并现在办理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清未教案》第一册,第546-548页。[36]《恭亲王奕訢为驳斥来照不符事实覆法署使照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清未教案》第一册,第P559-561页。[37]《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折。[38]
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航政编》,上海民智书局,1931年7月版,第153-154页。[39]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一年正月初十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五。[40]《中法越南交涉档》,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七日,美使杨约翰为法禁运漕米事复总署函,张振鹍主编:《中法战争》。[41]
North China Herald, 1885, 7, 3.[42]
对于中法战争期间德国对法国的袒护,李鸿章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曾对德国公使巴兰德说,“尽管他所希望只是要德国方面讲一句有分量的话,或者陈兵边境来阻止法国像它已做的那样向中国进攻”,但却并未能达到目的。巴兰德则说,中国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从未让德国与闻其事,“如果对一件从未向德国讨教的事,在最后关头期望它以这样干涉的方式羼入其间,这可谓对德国未免要求过甚”,见《巴兰德公使关于同李鸿章谈话的报告摘要(1885年10月10日)》,引自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乔松译,三联书店,1963年7月版,第334-335页。[43]
North China Herald, 1894,9,28; 1894,11,2.[44]
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航政编》,第158-159页。[45]
刘坤一:《酌减宁属地丁钱价并提平余折》,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二八。[46]《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366页所指,“二十三年仅在江苏海运漕粮内改折30万石”,所指实应为二十三年份。[47]《筹补七处厘金折并附清单》,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四日,户部折,《户部奏档抄本》卷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著:《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12月,第217-219页。[48]《赔款委员会关于中国财政资源的报告》,《美国外交文件》,1901年,《附刊》,第146-153页,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著:《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第917-920页。[49]《辛丑各国和约》第六款第戊条,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9月版,第1006页。[50]
盛宣怀:《米谷禁止出洋仍坚持原议办法电奏》,《愚斋存稿》卷22《电奏》。[51]
刘坤一:《复吕侍郎盛宫保并寄外务部张宫保》,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刘坤一遗集·电信》卷2。[52]《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六日,江苏巡抚恩寿折。[53]《寄外务部》,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二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57《电稿》。[54]
盛宣怀:《核减招商局承运漕粮水脚折》,《愚斋存稿》卷7《奏稿》。[55]《盛宣怀致王文韶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二日,王尔敏、陈善伟编:《清末议订中外商约交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56]《吕海寰、盛宣怀致宁督署、鄂督署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廿六日,王尔敏、陈善伟编:《清末议订中外商约交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57]《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两江总督魏光焘折。[58]
盛宣怀:《米谷禁止出洋仍坚持原议办法电奏》,《愚斋存稿》卷22《电奏》。[59]
盛宣怀:《重定禁运米谷出口章程入约电奏》,《愚斋存稿》卷23《电奏》。[60]
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366页。

200,000

179600

北京粮食供应本依赖于江、浙两省,由于漕粮海运停止,京城“饷糈民食,匮乏立形”[5]。李鸿章登上封疆大吏之舞台后,即注意恢复已经陷入停顿的江浙两省的漕粮海运。随着军事行动的逐步得手,同治二年二月,李鸿章开始着手让商人试运采买米石,他劝谕商户,无论粳籼洋米,或自行捐运,或交商购运,藉济要需[6]。经过精心策划,这些商买米3万石,由司道等会议章程,陆续放洋[7]。四月十五日,此批米石由19船装载放洋[8]。

与此同时,曾经留学美国的容闳也认为,外国轮船公司垄断长江航运,于“中国商人大有窒碍”,主张设立一家由中国人集资的股份制轮船公司,“分运漕米,兼揽客货”[18],他甚至还拟定了章程。他的建议经应宝时转送到总理衙门,但总理衙门怀疑会有洋商或洋行买办参与;曾国藩也认为,“若无此辈,未必能仿照外国公司办法”;应宝时则在传送容闳的建议时,也附带声明,“恐一时资本难集”[19]。此事只得作罢。

[13] 李鸿章:《复刘仲良方伯》,《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

[43]李鸿章:《复张振轩制军》,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二。

14.98

[24]参见拙文《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研究》,北京大学2003年度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漕运为清代“三大政”,晚清的漕运以海运为主,且主要集中于江、浙两省。[1]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江浙两省的漕粮海运数量急剧减少。而早在咸丰二年,太平军攻下扬州后,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省漕粮无法再依靠运河北运,这几省的漕粮运输亦早已停止[2]。咸丰十年,太平军夺取苏州等地,江苏因为“各城尚未收复,奏准停免征运”[3],持续了十余年的江苏漕粮海运活动中断。浙江的情况亦复如是,咸丰十一年四月,巡抚王有龄奏称,浙江各属饱遭蹂躏,“逆匪所到之处,庐舍化为焦土,人烟寥寂,鸡犬无闻”[4],从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浙江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海运。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外国航运势力开始侵入中国。轮船在技术上所显示的优越性及对中国木帆船造成的竞争压力,使得中国木帆船的传统航运业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东南沿海的许多口岸,木帆船都遭到了轮船的排挤,经营范围也开始受到严重削弱。外国商船“资本既大,又不患风波盗贼,货客无不乐从,而上海之商船船户,尽行失业,无须数月,凋敝立见”[7]。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也承认,“中国大部分的沿海贸易从本地船只转移到外国船只手里”[8]。

6

此后,湖南、湖北及江西各省,分别进行了17次、9次和5次漕粮海运活动,皆交由轮船招商局承运,这也成为清代漕粮海运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

这种漕粮海运,既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又反过来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从漕粮海运与清代社会变迁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运输业的变迁,作一简单探讨,以期对漕粮海运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更多的了解。

责任编辑:曾光光

[4]《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四日,浙江巡抚王有龄折。

1881

[35]
《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两江总督魏光焘折。

[26]李鸿章:《覆议剥船脚价片》,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三七。

15.12

正月二十六

[6]《上谕档》同治二年二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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