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近代中国进步思想文化的一股潮流澳门新浦京娱乐游戏:,中国社会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化历程

[3]麦孟华:《总论·民主第一》,载《时务报》第28册。

  关 键 词:近代 改造国民性 思潮

救亡与启蒙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两条主要思想线索。前者体现民族独立的要求,与集体主义的传统意识相关,后者体现民主进步要求,与现代个性自由意识相关。从长远的历史发展看,救亡与启蒙的确存在有趋重集体或个人的矛盾,但在近代社会的氛围里,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的确与救亡强国的愿望相交织。所以,严复、梁启超虽然较早认识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是导致国家软弱的重要原因,因而主张宣传自由、民主,但却强调集体的自由、国家的自由。陈独秀虽意识到个性解放的启蒙与“国家主义”宣传之间存在着矛盾,但他更多是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认识提出问题,并显然把个性解放宣传与改造民族、国家联系起来,从而也反映了一种救亡意识。因为民族危机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所以救亡和启蒙在很大程度上是统一在民族国家的富强进步这一目标之上的。

国家思想的凸现。透过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注重培养国民独立自主人格的表象,我们可以发现,在改造国民性中,他们更重要地是极力强调国民应具有公德心、责任心、爱国心,提倡国民关心国事,增强参与意识,将小我投入到大我的事业中去。而这一切都表达同一个意思,就是要树立“国”在“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国家思想的凸现是这一社会思潮的显著特征之一。正如孙中山当时指出:“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15]这就是说,只有首先使国家自由,摆脱列强压迫,个人才能真正自由。所以,以国家思想至上为特色、为前提,中国资产阶级在处理群体与个体、国权与民权的关系上,更重视群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要求国民尽关心国事之义务,发达其爱国力,把国家合成“一个大坚固团体”[16],从侵略者手中夺回民族的完整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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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化历程。一般意义上理解,近代社会转型概括的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社会的转变,是社会中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模式有机地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是通常所说的社会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进程。根据罗荣渠等人的意见,不同国家实现近代社会转型在动力上有内源性和外源性[1]之别。内源性的转型主要是由社会内在因素导致的一种创新巨变,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自发的过程,这是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转型之路。外源性的转型是由外在因素导致的一种传导性巨变,表现为自上而下,或上下结合的变革过程。

继洋务派后,改良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深受中国甲午战败的刺激,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新其政不新其民,新其法不新其学”[2],在于“中国民气散而不聚,民心默而不群,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3]。他们开始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藩篱,认识到中国不仅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即使在体力、智力和道德精神方面中国人也是不如西方人,存在诸多弱点。他们明确指出,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首先需要中国人具有相应的知识水平、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盖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发生滋大者,必其地肥硗燥湿寒暑,与某种族最宜者而后可。否则,萎矮而已,再甚则僵槁而已。”[4]这样,改良派在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和政治制度的同时,开始悉心探索对人的改造问题,并在更公开和更大范围内鼓吹这一主张,以便得到更多中国人的接受和响应。

关键词:思潮;改造国民性;话语;文化;学者;劣根性;关键词;移植;成果;变法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大量留学生出国学习,直接深入地了解外国现代学术观点、理论方法,为史学转型提供了直接的指导。早期的留日学生借助日本的史学理论和着作,成为新史学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五四时期以留学欧美为主的留学生则在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学说,建立现代史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做出杰出贡献,成为初步实现了中国史学向现代转型的生力军。

[8]章太炎:《答梦庵》,载《民报》第21号。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学界对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对中国国民劣根性及其病根的剖析,对理性人性与新国民性模式的探寻,成为思潮的重要内容。改造国民性有一个中西文化抉择的文化取向问题,方式途径则有以思想启蒙唤醒民众、以社会教育提升国民等。少数学者将“国民性”话语称为“殖民话语”、“文化的谎言”,但多数学者认为,国民性改造思潮既有积极意义,也有局限性,应对其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第四,印刷出版技术的改进,报纸杂志的出现和新教育的出现,大大改变了思想信息交流方式,推动了现代意义的社会思潮的产生。19世纪末以来,相继出现戊戌维新思潮、民初复古思潮、五四时期新文化思潮等,集中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思想观念的急遽变化。

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使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即现代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心理层面,它们波浪起伏,层相推递。从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期间,中国曾从西方引进了与工业革命相关的科学技术,建立了机械、冶铁、采煤、纺织、运输、电机等工业部门和与之相应的自然科学学科,逐步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学科的中国现代科学体系。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科学技术的被引进,并没有在中国引起深刻的“科技革命”,实现长足的工业现代化进步,而却是在政治、思想领域起到了异乎寻常的推动作用。因此,当旨在使近代中国实现物质层面现代化的洋务运动还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时,一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家便开始用西方文化的物质内容来检讨中国的意识形态,并把西方的政治学术思想与中国儒家文化中可利用的成分结合起来,制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学”,来反对传统的封建文化。这种“新学”造就了有志维新改良的一代人。他们面对救亡图存的危险处境,用“新学”作为变革社会现实的理论依据,在中国进行了政治体制以及其它具体制度的改革试验,力图使中国在制度层面上也赶上世界先进国家,以保护物质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但由于改良派对西方先进文化分析、消化得不够,对中国封建制度与文化的余毒反思、肃清得不够,再加上中国复杂的国情和传统文化的强大惰性,使他们变革社会的理论难以实现。相反,盘根错节的旧势力一巴掌击倒了颇有声势的维新变法,这意味着注重理论制度层面的变革并不能使中国走上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坦途。历史必然要求先进人士在更深层次上思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这样,在戊戌政变以后,在理论制度层次上的现代化运动还未完全失去时代青睐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便开始深入到现代化的心理层面,呼唤改造传统国民性,以铸造新民、新国魂,实现人的现代化。他们虽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却共同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历史课题,表明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已进入更为复杂、更为艰巨、更为深刻的心理层面。

  内容摘要:学界对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学术成果涉及的问题有:关于“国民性”定义的各种不同意见;发端时间有近代初期、戊戌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五四时期等不同说法;历史背景有内外交困的民族危机,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变法革命失败的反省,外来观念与话语的影响、移植,传统“心力”思想影响等因素;对中国国民劣根性及其病根的剖析,对理性人性与新国民性模式的探寻,成为思潮的重要内容;改造国民性有一个中西文化抉择的文化取向问题,方式途径则有以思想启蒙唤醒民众、以社会教育提升国民等;中外人士观察中国国民性有自省、比较与“他者”的审视等不同视角;少数学者将“国民性”话语称为“殖民话语”、“文化的谎言”,但多数学者认为,国民性改造思潮既有积极意义,也有局限性,应对其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二、新的政治文化与史学发展

当然,在鸦片战争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先进群体还只承认西方物化的科学技术有价值,其精神文化非但无益,而且有害。直到洋务运动时期才有少数人开始对外来的精神文化加以心平气和的评判。洋务派的某些思考已跨越了技术、工艺层面。他们感到必须“借法自强”,即借取西方人胜于中国人的各种具体办法,包括器械、工艺,乃至经济、政治制度等,来促使中国强盛起来。因此,洋务派一面极力反对传统中国人视为当然的“农本商末”的思想,另一方面强调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是受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制约的,主张“通商贾之气”,认为商务是国家的“元气”和“血脉”。[1]洋务派这一观念的变化,是对传统的“华优夷劣”思想的一个猛烈冲击,而对整个民族理性地认识自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预示着一个更加深刻和持久的民族自我反省时代的到来。

作者简介:

[2]梁启超.过渡时代论[J].清议报,1901,.

1899年章太炎率先发表了《菌说》,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面呼唤“人的解放”。次年,他在初步编定的《訄书》中,以求真求实的批判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系统地进行发掘和清理,企图在这一基础上,推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即创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现代型民族文化。接着,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以大量的事实阐述了革命能明公理、去旧俗的观点,表明他已看到了国民性改造中革命的巨大作用。因此,他强调对构成革命的精神障碍,即民族性格中的怯懦、浮华、诈伪等品格,以及畏死心、拜金心、奴隶心、退却心等必须坚决消除,[8]如此,才能发挥民族的主体意识。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转型与史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从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对中国国民性的思索来看,它们是交替演化、层层推进。洋务派以实业救国的认真努力翻开了近代中国民族自省史的第一页;改良派在总结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在变革政体的过程中,发现了民族自身强大的药方,即改造民族精神,造就一代新国民;而革命派则以鲜明的革命宗旨荡涤着一切阻碍革命前进的国民劣根性,它与改良派相互交辉,把辛亥革命前改造国民性思潮推向一个高峰。但由于洋务派的急切功利性,减低了其努力对传统国民性改造的意义;改良派虽渴望以政治变革重塑国民性,但因颠倒了社会制度与国民性的关系,故不得要领;而革命派由于想把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托付给一次革命,又怀有很强的种族情绪,使他们难以看到与政治革命性质不同的国民性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因此,历史要求人们以更自觉的态度,更理性的精神,更科学的方法,批判传统国民性,建设新的国民性,以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一切,历史已安排给五四时代的先驱者来承担。[NextPage]

第三,教育制度由科举制向现代学校体制的转变,政府教育宗旨和知识分子教育观念的变化,一方面改变了教育依附于政治,仅为专制官僚制度提供人材的状况,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对教育的功能产生了新的认识:教育是为了普及文化知识,提高文化素质,为社会各个领域培养人材。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学堂的兴办是中国教育制度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科举的废除,彻底终结了旧的教育制度,促使人们真正走向了新的人生选择。新式教育不仅在学校的形式上与旧教育有区别,在教育目的、内容诸方面也与传统教育有根本区别。它为新知识的传播,更为新学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一、改造国民性理论思索的逻辑进程

这一切对于史学转型和现代史学的建设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物质基础。因为现代史学不再是个人单独的行为,从研究过程到研究成果的发表,都需要有多方面的协作。在材料的搜集上,更强调集体协作、资源共享。转型时期社会发展所提供的这一系列便利条件使史学的影响通过一些先进的媒介——报纸杂志得到较以往更为广泛的传播,史学为社会民众服务的功能得以真正发挥。五四时期各种新的史学观念正是借助这些先进的媒介手段迅速传播,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的。显然,新的传播渠道实现了史学与民众之间的联系。而社会和民众对史学研究成果的关注,则更进一步推动了史学的发展和进步。

总之,中国资产阶级面对几千年封建小农经济培育的散漫麻木的人民,面对民族危亡而强调国家思想、国民公德和责任心、爱国心,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振兴国家的需要,这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生活的弊端,而且恰当地反映了时代的主题,表现了改良派和革命派真诚的爱国主义情怀。[NextPage]

首先,新的政治文化促发了中国学者对传统史学的反思和批判,推动了史学由传统向现代方向的转型。正如近代社会政治的发展一样,史学发展也确定了民主和为社会民众服务的方向。转型中的现代史学建设反映出了对新的政治文化内容的追求,体现出反封建、求民主的思想特点。如,五四时期顾颉刚[4]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古史研究中敢于质疑旧的古史系统,充分体现了破除旧学术观念的束缚、提倡独立思考和大胆怀疑的精神。

三、改造国民性思潮的性质和特点

显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传入,不仅极大地冲击了中国旧有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更为中国文化观念、学术思想的更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它也直接为中国史学转型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另外,这一思潮也未能较好地解决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的关系,其结果是思想启蒙因政治革命的急迫而流于浅尝辄止;政治革命又因思想启蒙的肤浅而不能真正完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同情:中国资产阶级面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救国的严峻现实,不得不负起变革社会和启发民众的双重任务,在救亡中求进步、求进步中救危亡,而这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所不能完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对传统文化在心理结构上的反思还只停留在少数人范围内,忽视了广大处在下层的民众,这使他们在变革社会过程中缺少坚强的后盾。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悲哀。

史学发展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史学自身内部的调整,部分地改变原有的观念、方法、规范等以完善既有的模式来取得进步;一是全部或大部更新原有的观念、方法、规范等,形成新的研究模式以取代原有的研究模式寻求发展。前者在原有的研究模式内就能完成,而后者则需要变革原有的研究模式,建立新的研究模式,也就是通过史学研究模式的转换才能实现。正如近代社会政治变革中,中华民国取代清王朝与历史上数次政权变换与王朝更迭不同,是民主政体替代封建专制政体,至少在形式上国会内阁政权形式取代旧有皇家王朝的体制。史学在近代中国遇到的难题也不再是在已有的研究模式中加以调整和完善就能解决的,而是必须要经历一场变革旧有的或传统的研究模式,建立新的现代史学研究模式的彻底革命。

改造国民性思潮是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出发点,以改造国民心理与国民意识为己任,追求中华民族人的现代化的爱国进步思想运动,是中国现代化总体思潮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因子,这就决定了这一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不可抹煞的历史地位。

中国社会转型的程度还很有限,但代表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就洞察到这一趋势。他说:“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过渡时代“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2]将政治、学问、道德伦理联系起来讨论过渡时代反映出梁启超的系统性思维。而他提出的“史学革命”和“新史学”[3]口号,则是探讨如何改造中国之旧史,建立新史学,实现学问由旧向新“过渡”方式,得出的答案。

注释:

第二,出版业的发达,印刷技术的改进,使书刊报纸大量出现、迅速扩展,它与电报、电话等进步通讯工具,火车、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的采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重大进步的表现之一。这些从器物和技艺上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转型中的变化,带给中国人的是一种全新生活方式的变化,使人们在自己周身环境的变化中感受到了社会转型带来的信息和影响。这个变化加强了社会中各地区各部分各个人之间的联系,缩短了交往和信息传送的距离,加快了知识文化传播的速度。它同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新式学校的发展一道使知识的传播比起以往来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并预示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联系的日益密切,知识渐渐可以普及的前景。这同民主观念的传播发展,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自由平等思想普及的期待一起改变了人们对社会的看法。

[6][7][9][10]《梁启超选集》,211、207、116、2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对史学来说,思想观念的更新是史学发展最直接的推动力。戊戌思潮所表现出的强烈救亡意识和“民权”思想,直接促动了以“史学革命”相号召的新史学潮流。辛亥后复古思潮中向传统的回归,导致了对传统史学的重新认识。五四时期宣传科学民主,提倡思想解放的新文化思潮,则促成了中国史学向现代方向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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