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辽金史研究上也有所反映,回顾近百年中国辽金史研究的进程

20世纪是中国辽金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同中国历史学总体发展进程一样,辽金史研究实现了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和从近代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而在本世纪的最后20年里,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值此世纪之交,回顾近百年中国辽金史研究的进程,予以全面评述与总结,对于在新世纪里将辽金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过去已有学者就辽金史研究做过若干专题或阶段性的评述(注:主要有罗继祖《〈辽史〉》概述(《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宋德金《近三十年辽金史若干问题研究》(《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金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辽金史论集》第8辑,1994年),景爱《辽史研究综述》(《北方文物》1985年第6期)、《金史研究综述》(《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李锡厚《〈辽史〉与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5期),张博泉《近百年来金史研究的进程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等等。),本文则对20世纪中国辽金史学做总的回顾与展望。西汶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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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与展望从以上对辽金史学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从元人修辽金两史到明末的300年间,辽金史学十分沉寂。到了清代虽有所变化,但直至上个世纪末尚未超出史料编纂整理的范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由于大量珍贵史料的发现,包括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及西域各地简牍,敦煌千佛洞六朝和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书籍档案,以及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清华周刊》350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出现了近代实证史学,这在辽金史研究上也有所反映。本世纪上半叶,一方面,辽金史料整理继续有所进展;另方面,有学者开始用近代实证史学方法研究辽金史。在这个时期里对辽金史学及契丹文、女真文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者有陈述、冯家昇、傅乐焕、罗福成、罗继祖等。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辽金史研究者也努力以此作为指导思想从事研究。不过在50年代初到“文革”以前,以辽金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屈指可数,成果也很少。近20年来,辽金史研究同许多学术领域一样十分活跃,发表论著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关于辽金史研究的具体成果与进展,已如前面所述。从宏观上看,也有很大改观。一是辽金史在中国通中编纂中地位的变化。元人修辽金宋三史前,关于正闰问题争论了几十年,最后决定宋辽金“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这在史书编纂史上是一个进步。然而在后来的五六百年间,一些史学家却由此有所倒退,斥辽金史为不足观。直至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通史著作大都将辽金附于宋代部分之后而顺便述及。近一二十年来,这种状况已有改变。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首先将辽、西夏、金史与两宋分别立章叙述,确立了辽、西夏、金史在通史中应有的地位。此后,邓广铭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也是按朝代编次的。二是如何评价辽金两朝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辽金两代流传下来的史料较少,传统正统观念的影响,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辽金史研究薄弱等原因,导致对辽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人们往往是更多地看到契丹女真及辽金两朝的破坏作用,而无视或轻视其成就与贡献。这种认识,不符合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实际。近几十年来,研究者更新观念,深入开展研究,在这方面提出若干新见,已为学术界所认同。如陈述多次强调辽金是我国历史上的两个重要朝代,是又一次北朝(见1982年8月30日《光明日报》)。三是辽金史研究队伍的形成与壮大。六七十年代以前,专门从事辽金史研究者甚少,而近20年来一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走入辽金史研究的行列,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研究队伍。而且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研究课题有所侧重,相对集中,为取得突破性进展奠定了基础。不过也应看到,虽然辽金史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同有些断代史研究相比仍显薄弱。功力深厚的专家和堪称力作的成果不多。辽金史中还有不少领域有待开拓和深入探讨,辽金史研究还有不少事情要做。如何把辽金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一、纵横比较,三史兼治。不能孤立地治辽金史,而应把它置于中国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并与同时期的五代、两宋联系起来研究。特别是宋辽金三史兼治,已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同。早在40年代,金毓黻论治本期史的方法时即指出,“治本期史,惟有三史兼治,乃能相得益彰”(见《宋辽金史》,台湾洪氏出版社,1974年),这是不刊之言。二、减少低层次重复,开拓新领域。近一二十年辽金史论著,特别是文章数量大增,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其中有相当比重属于低层次重复,有的甚至低于已经发表过的同类文章的水准。对于别人论过的题目要有所前进或驳难,否则便失去存在的价值。同时还应努力开拓新课题,关注新领域。三、充分利用和继续扩大史料资源。治辽金史者深为史料不足而苦恼,因而充分利用现有资料尤显必要,诸如碑刻、考古、诗文、行程录等,对研究制度、文化、社会生活等都有很大价值。至于宋元人的大量笔记、文集和史籍中有关辽金史料,如能充分利用,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将有所改观。四、调整知识结构,开展多学科研究。为了把辽金史研究引向深入,许多课题除了需要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之外,还要借助其他学科如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尤应成为中青年学者努力的方向。五、加强学科理论建设。20世纪的辽金史研究曾经是同国际政治相联系的。从本世纪初,日本御用学者就开始对我国东北开展调查,制造了种种涉及我国东北主权及辽金史的若干论调,直至“二战”前后,陆续出现了“南北对立论”、“异民族统治论”,进而又有所谓“征服王朝论”(初由美籍德国汉学家威特夫提出,后为日本学者所接受和发展)、“骑马民族论”等等。这些大体上都出于由白鸟库吉提出的旨在否定我国东北主权的“南北对立论”。几十年来,这些“理论”不仅在国外影响深广,而且至今还得到我国一些学者的赞同。如近年出版的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中译本的译后记中说,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游牧国家——征服王朝的学术思想体系”,“对我们研究中国北方民族的国家起源问题和社会形态问题,有着带启发性的参考意义”,“没有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学术是难以避免错误的”。可见我们对这一学术思想体系不可掉以轻心。虽然近些年我国已有学者对上述体系进行清理,予以批驳,如张博泉积数十年研究地方史、辽金史和北方民族政权史的心得,撰写《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为建构我们自己的辽金史学术体系开了先河。但此事任重而道远,并非一两本书或几篇文章可以解决,以后应继续进行更多有分量的评说。加强辽金史学的理论建设,乃是我们今后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西汶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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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对我国史学界2015年之前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学术成果的综合评述。

内容摘要:

2004年是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现已改为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分会)成立20周年,也是国内辽、西夏、金史研究成果颇为丰硕的一年。据周峰的辽金史网站(www.liaojinhistory.com)提供的论文索引及笔者的不完全统计,2004年共出版辽、西夏、金史相关专著30余部,发表论文200多篇,召开重要的学术研讨会5次。2004年5月,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在抚顺市举办了“纪念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8月,分别在辽宁省阜新市、吉林省松原市召开了全国第三届辽史契丹史、金史女真史学术研讨会。会后结集刊印了《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总第34期)。7月,由赤峰市人民政府、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等主办的“赤峰第三届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召开,会议刊印了《十至十三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暨赤峰第三届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12月,由濮阳市文化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等主办的“纪念澶渊之盟签署10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濮阳召开,本次研讨会刊印了《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本年度辽金史著作可谓硕果累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史文存·隋唐宋辽金元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贾敬颜著《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何天明著《辽代政权机构史稿》(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白鹤皋著《辽上京史话》(远方出版社)、盖之庸著《探寻逝去的王朝——辽耶律羽之墓》(内蒙古大学出版社)、阎崇东著《辽夏金元陵》(中国青年出版社)、何光岳著《女真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薛瑞兆著《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孙伯君著《金代女真语》(辽宁民族出版社)、孟繁清等著《金元时期的燕赵文化人》(河北人民出版社)、赵琦著《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都兴智著《辽金史研究》(人民出版社)等一批专著先后出版,为辽金史学界增添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编辑的《西夏研究丛书》第四辑,于2004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已出版的著述包括史金波著《西夏出版研究》、杜建录主编《20世纪西夏学》、张竹梅著《《掌中珠》西夏语音研究》、杨志高校证《宋西事案》、杨满忠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等西夏历史论著。以下主要就本年度发表的论文做简要综述,文中难免挂一漏万,恳请方家学者指正。一、政治史政治制度史人物研究政治史。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辽金两朝标榜正统并试图寻找德运的依据,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程尼娜《辽代女真属国、属部研究》(《史学集刊》第2期)指出,辽朝对女真各属国、属部的统辖,可分为三个地区、四种统辖制度,这充分体现了辽朝“因俗而治”的治国方针。王善军《世选制度与契丹的家族势力》(《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一文考查了世选制度的发展,详细论述了世选制度与契丹家族势力的关系,指出世选制度为契丹家族势力的维持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陈广恩《论西夏立国长久的一个重要原因》(《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认为西夏立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并苦心经营河套地区。赵永春《论金熙宗的改革》(《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一文认为金熙宗变“女真旧制”而全面采用汉制,促使女真奴隶社会迅速转向封建社会,在金朝历史转型时期,金熙宗所做出的贡献尤为重要。此外,相关论文还有乐厚权《论辽宋夏金时期的各族盟誓与传统共享》(《长江大学学报》第1期)、任爱君《从舍利到帝王:耶律阿保机“化家为国”的历史背景及时代内涵》(《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伍纯初《从西夏王族的姓氏变化看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天中学刊》第4期)等。西汶艺术网政治制度史。辽代政权机构是辽史研究中难度较大的课题。何天明所著《辽代政权机构史稿》一书对辽朝的枢密院制度、宰相制度、翰林院与大林牙院、北南大王院、夷离毕院、宣徽院、大于越府与大惕隐司等制度和相关机构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就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作了讨论。张志勇《辽朝选任官吏的方式考述》(《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辽朝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完备的官吏管理制度,并对世选制、科举制、察举制、征召制、人粟补官法、恩荫等选官方式以及任官的限制条件等作了论述。冯小琴《辽代政权中的汉族官僚集团》(《甘肃高师学报》第6期)一文对辽朝汉宫的来源、地位以及对辽朝的影响等方面作了论述。王德朋《金朝前期汉官集团述论》(《史学月刊》第9期)一文则对金朝前期汉官队伍的构成、汉官政策以及汉宫对前期政权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王福鑫《宋夏情报战初探——以元昊时期为中心》(《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通过对元昊时期宋夏之间的情报战的论述,指出西夏在情报战中居主导地位,宋朝则处于被动地位,并认为情报战的胜负直接影响了正面战场的胜败和宋夏关系的发展态势。贾随生、李园《西夏军事后勤供给概论》(《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对西夏军粮、武器、马匹的供给情况作了探讨,认为西夏军事后勤供给体制的最主要特点是军事后勤供给是由国家、家族、部落民三级组织系统来实现的,并分析了其优越性及弊端。姜歆《西夏法律思想定型化初探》(《固原师专学报》第2期)通过对《天盛律令》的分析和论述,认为《天盛律令》标志着西夏法规、法律价值、法律制度体系等基本定型。姜歆在《论西夏法典中的狱政管理制度——兼与唐、宋律令的比较研究》(《宁夏大学学报》第5期)则指出《天盛律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狱政管理法律体系和富有特色的狱政制度。李辉《金代金银牌制度的再考述》(《北方文物》第4期)论述了金代金、银牌的传承与用途。都兴智《金代科举的女真进士科》(《黑龙江民族丛刊》第6期)对金代科举女真进士科的创立、考试的内容与方式、录取与授官等问题作了论述。此外,相关论文还有杨清华《金章宗时期的行省建置》(《鞍山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贾随生《浅论西夏军事后勤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固原师专学报》第2期)、邵方《西夏服制与亲属等级制度研究》(《法学评论》第3期)等。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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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史”从学科谱系而言有两个序列:从横向而言是断代史“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分支领域;从纵向而言是“中国社会史”通史的断代史。“中国近代史”和“社会史”等名词概念,虽然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出现,也有一些关于近代社会问题的研究,但“中国近代社会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史学界正式确立并得到学界认可,则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因此,本书对“中国近代社会史”学术发展情况的回顾与综述,以80年代中期以后的近30年为重点,对此前的相关学术源流只稍作追述。

关键词:中国社会史;;研究综述;;新史学

社会史在我国史学界可以说是一个新兴学科。1986年国内多家学术单位联合在天津举办第一届全国性的“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标志着中国社会史的复兴。明清社会史和近代社会史是社会史兴起与发展的两支主力,因此这次会议也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复兴。迄今已30年,中国近代社会史从起步到兴旺发展,已经形成一个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并立的重头学科,也是中国社会史领域一段最受关注、最为活跃、最为繁荣的断代社会史。无论横向从中国近代史领域,还是纵向从中国社会史领域来看,中国近代社会史都可说是一个具有一定代表性、较强创新性、富于多样性且发展迅猛的学科。因此,回顾与反省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学术历程,不仅对这一学科本身的发展具有意义,对整个历史学的创新与发展也具有意义。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史兴起于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和史学创新时期,是从反省旧史学理论方法的缺陷与不足、力求借鉴新理论方法进行史学创新而起步的,因此业内学者对学科本身理论方法及学术发展状况,一直抱有强烈的反省意识。在迄今30年发展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各个时段,都有学者撰写各类综述文章,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史学科进行总结、回顾、反省、批评与展望。除了诸多对社会史整体及专题领域的综述之外,仅在不同时段对中国近代社会史作比较全面性、综合性的综述就有多篇,依时间顺序可列举如:虞和平、郭润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闵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王印焕《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概述》(《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蔡少卿、李良玉《5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朱汉国、王印焕《近年来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4期);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闵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3期);王先明《新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评析》(《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等。还有对中国社会通史研究的全面系统综述著作,如常建华等《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1986-2000)》(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其中有闵杰撰写的专章《近代社会史研究》。此外,《近代史研究》杂志自2000至2010年连年刊载先后由张海鹏和虞和平主撰的1999至2008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中,都有中国近代社会史综述内容。此后2009至2015年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综述,则有《河北学刊》连续刊载的李长莉、毕苑、唐仕春、李俊领等撰写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年度系列综述。除此之外,更多综合回顾中国社会通史的综述文章,其中近代社会史往往是重点内容。还有诸多中国近代社会史各专题的综述文章,更加集中、深入地梳理分析专题研究状况。

  摘要:学术综述是研究工作的起点,特别是开展一种新的史学研究之时,不仅需要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还需要对已有的相关学术成果进行把握,作为学术支撑。甚至可以说,新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新的学术综述基础上产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综述的制作,就反映了这一情形。中国社会史研究活动还反映在年会、年度、专题、阶段四种类型的学术综述里。社会史研究综述是对这一领域理论与专题研究搜集大量信息资料后经综合分析而写成的,反映当前中国社会史研究最新进展、学术见解和建议,反映出有关问题的新动态、新趋势、新水平。中国社会史研究综述对于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意义重大,新史学追求需要新的学术综述作为自己的研究起点。

这些综述评论总结了中国近代社会史各阶段的研究成果及学术动态,归纳揭示了阶段性研究特点和学术热点,剖析了利弊优劣,为业内学者了解研究动态、调整研究方向、寻找研究突破口多有帮助,为推动学科的深入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航与矫正作用。这些前人所作的各种全面性和专题性研究综述,是本书的重要参考与撰写基础。

  关键词:中国社会史; 研究综述; 新史学

本书的目的是对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状况作一全面性、综合性回顾与总结,冀以反省学科发展走过的历程,不同时期的学术状况与特点,流脉与走向,优势与缺失,以审视学科发展当前面临的问题,探索未来发展方向。本书内容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作为一个史学分支领域复兴以来至2015年三十年间发展状况为主,对此前的学术源流稍作追述。还需说明的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史三十年发展过程中,海外学者也有诸多研究成果被引进来,并产生了重要影响,且日益与国内研究相汇合,因而是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海外学者的研究与国内研究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内在流脉、言说语境、话语系统与问题意识,欲对其系统梳理需另待专书,故本书只是在具体专题评述中,对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海外学者研究成果稍有涉及,而不作专门的系统性梳理,此一工作留待后继。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兴起的中国社会史研究,集中于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社会历史,对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当代社会史少有问津。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倡导下,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强势兴起。①2012
年 12 月 29
日,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举行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综述会。这种在尊重已有学术研究成果基础上努力创新的做法,笔者甚为钦佩,引为同调。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兴起之时,笔者参与了当时的学术综述工作并且坚持至今,因此,愿意在此回顾过去的工作,交流对于做学术综述的认识,探讨如何推进社会史研究综述的制作。这样以介绍自己经验为主的写作方式,如果给人以不够谦虚乃至好为人师的感觉,则是笔者不愿看到的。而对于相关综述挂一漏万的介绍,亦请同仁给予谅解。

本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一、新史学需要新综述

第一部分为第一、二章,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的概述,包括学科理论方法和发展概况两部分,旨在对学科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理论范式、学术流派、理论反省等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进行概括梳理,概括介绍学科发展各阶段的概况、特点与趋势,以使读者对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概貌及发展脉络有个粗略的了解。

  学术综述是研究工作的起点,特别是开展一种新的史学研究之时,不仅需要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还需要对已有的相关学术成果进行把握,作为学术支撑。甚至可以说,新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新的学术综述基础上产生的。

第二部分为第三至十一章,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史各主要领域的研究状况作分门别类的介绍与评述,具体分为人口婚姻与家庭研究、女性研究、社会群体研究、城市乡村与区域研究、社会问题研究、社会生活研究、社会风俗研究、休闲娱乐研究、,宗教与民间信仰研究等九个专题领域。各个大专题之内,又或分门别类、或按时间顺序对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评论。由于研究成果数量繁多,本书不能面面俱到,只能选择一些执笔者认为具有较强代表性、开拓性、创新性、趋向性的成果作重点介绍。如果读者还想作更详细的了解,可利用一些论著检索工具,扩展更宽的视野。

  1986 年 10 月,南开大学历史系与 《历史研究》
杂志社、天津人民出版社举办了
“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当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成立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室,由冯尔康教授负责,为了倡导中国社会史研究,决定举办学术研讨会并进行一系列学术工作。鉴于新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强调社会生活、民众视角,有别于以往的社会形态史、社会发展史、社会经济史,而以往的历史研究成果中也有部分相关研究,南开大学的同仁决定编撰一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综述性著作,为以后开展研究做好基础性工作。于是在冯尔康教授带领下,我们分工合作,白新良先生负责先秦两汉、张国刚先生负责魏晋隋唐五代、笔者负责宋元明清、李喜所先生负责近代,冯先生则写具有理论与方法性质的文章作为
“代序言”。我们四人将各自负责的部分写成压缩版的学术综述合成一文,冯先生将
“代序言”部分内容独立出来,这两篇文章提交给
“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交流,随后发表在 《历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1
-2],全书则于 1988 年 1 月出版[3]。

第三部分为第十二章,是对近代社会史的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社会文化史”进行专题评述。由于这一新兴学科代表着近二十余年间社会史发展的一个带有较强方法论和交叉学科色彩的新兴方向,研究成果也具有较显著的特色,因而单列出来作为专题评述,以使读者对社会史中这一新学科所代表的方法论引起学术发展演变有更为集中的了解。

  冯尔康教授为新的中国社会史下了定义:
“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多说几句则是:
中国社会史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3]2
-3这个概念体系用于我们综述社会史的重点以及分类框架,不难看出是吸收了当时刚刚复兴的社会学、民俗学的框架体系的结果。我们正是从新的概念去选取旧有论文的
“社会史”成分并将旧论文纳入新框架,以促进从新的视角看待问题。以笔者承担的
“宋元明清社会史研究”部分为例,分为四部分,即等级身份与职业生活、血缘群体与社区社会生活、人口与社会救济、生活方式与风尚。其他三个时段的综述分类框架也比较相近。我们的学术综述形成了新的中国社会史框架体系,被学界借鉴吸收并编成教材。[4]

本书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发展历程的概述,但并非对各阶段研究成果的简单罗列。由于社会史学科本身就具有突出的理论方法创新色彩,因而我们力求从理论方法和史学创新的角度来审视近代社会史的学术发展历程,注意从各阶段、各专题的学术发展进程中,寻找理论和方法创新的轨迹,探索学术发展的内在流脉,注意探寻各个阶段学术发展中的缺失与问题,清理不同阶段的发展瓶颈与突破口,以及各个阶段之间的连续与超越等,以求通过我们的这一梳理与反省,给同行同好、特别是初寻门径的年轻同人提供一些参照与引导,使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的认识能够有所深化,以推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

  冯尔康先生的中国社会史定义强调
“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即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所谓
“群体生活”实际上是指社会群体,用这一概念突破以往简单的阶级斗争分析模式,而
“生活方式”主要是指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后我们分这两方面探讨中国社会史。冯先生与笔者著有
《清人社会生活》[5]一书,内容包括清代社会等级、公开社团与秘密宗教及结社、宗族、家庭、衣食住行、婚姻、丧祭、娱乐、人口、社会救济以及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等。冯先生主编了
《中国社会结构演变》[6]一书,系统考察了殷商至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介绍殷周、秦汉、明清、近代四个社会变化较大的时期,研究了家庭、宗族、民间宗教、职业、少数民族、社区、皇族、士人、兵士等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身份的状态和演变,强调古代社会等级结构的重要性。

本书目标虽然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综合性评述,但鉴于迄今积累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硕,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已出版著作达数百部、发表论文达数千篇。对于如此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限于本书体量,我们只能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选择一些我们认为具有一定代表性或具有某种特色的研究成果作简要评述,从研究论题而言不可能面面俱到,从成果涵盖而言更不可能一一列举,更何况限于我们的水平、眼光和能力,这些因素都导致对研究成果必然会有所遗漏。好在当今网络学术信息发达,各种电子学术资源利用方便,对某一论题有兴趣的读者按图索骥,通过互联网不难作更系统、全面的追索。

  经过多年的摸索后,冯尔康教授编著了教材
《中国社会史概论》。全书分为四章,即第一章什么是社会史及其理论,第二章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史料,第三章中国古代、近代
( 前期)
社会结构及演变,第四章古代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冯先生在书中对社会史定义中的用语作了调整,将
“群体生活”改为 “社会结构”,将 “生活方式”改为
“日常社会生活”并对研究范畴的论述加以完善。[7]10

还需说明的是,由于本书是由四位作者按章节分工合作撰写,虽然对于全书结构、内容及总体风格方面经过集体讨论并达成共识,但因各执笔者的视角、风格有所不同,因而各章节内容、结构、观点、行文等也不尽一致。另有少量重复引用成果,由于各章节体系梳理和评价角度不同,如对其意义有不同的评价,则予以保留。

  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之后,中国社会史研究迅速发展,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断有学术成果问世,需要继续进行学术综述,为社会史的教学、研究提供方便。于是,笔者主持了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一书的编写,反映 1986 年 7 月至 2000
年的社会史研究状况。笔者继续撰写
“宋辽西夏金元明清社会史研究”,仍接续以往的四部分框架,但是在各部分的分类采取了新的概念,如将原来的
“血缘群体与社区社会生活”改为
“社会组织与地域社会”,“人口与社会救济”中增加了
“环境史与医疗社会史”、“社会教育”的分类。[8]由于
1986年以来学术界对于社会史理论进行了热烈讨论,《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增设了
“社会史理论评述”部分。上述变动反映了社会史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对于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系统性的学术综述,建立起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史体系,成为教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与工具书。这两部
“概述”不仅反映了过去,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新的史学潮流。

  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阶段性发展与新旧之别,冯尔康、田居俭先生都有高屋建瓴的评述,笔者也有所概括。[9
-11]2003 年 11 月 24—25 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了
“多元学科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讨论会,笔者向会议提交了
《社会科学与中国社会史研究历程》一文。在梳理了 20
世纪社会科学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关系后,笔者在文章的结尾处预测:
“中国社会史研究接受社会科学的影响有如下的发展趋势:
一是地域社会的研究不断扩大与深入,目前地域史的层次性问题已经引起注意,研究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疾病、灾害的环境史日益凸显;
二是民众意识、信仰的探讨渐成风气,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比重加强;
三是探讨国家与社会、思想与社会、法制与社会这类从某一侧面强化整体历史研究的题目不断增加;
四是疾病、医疗社会史这些关注生命以人为本的研究得到开展”。[12]388这或许可以为新史学需要新综述再做新注脚。

  二、社会史研究综述的类别

  除了两部“概述”总体介绍之外,中国社会史研究活动还反映在年会、年度、专题、阶段四种类型的学术综述里。

  首先是中国社会史历届年会的学术综述。从 1986
年起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至今已经举办了 14 届。1992
年中国社会史学会正式成立,两年一次的研讨会自然成为学会的学术年会。一般来说,每次社会史研讨会都反映了当时社会史研究的关注问题,学者提交会议的论文中不乏反映学术前沿的重要之作,历届年会的学术综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动态。刊发历届年会的学术综述最多的杂志是
《历史研究》,宋德金、高世瑜两位有较多的写作,扩大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影响。

  从历届研讨会的主题,可以了解到学术关注点。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召开,就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进行了热烈讨论。第二届在南京,除继续讨论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外,重点讨论士与知识分子。第三届在成都,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宗族、家庭的历史与现实;
社会弊端的历史考察。第四届在沈阳,主题是“社会史研究与中国农村”,研讨重点有三:
社会结构与农村变迁,历史上的灾变与社会救济,社会史的理论体系、构架与功能。第五届在西安,主题为
“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第六届在重庆,中心议题是:
区域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传统生活方式研究、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第七届在苏州,将
“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作为主题。第八届在武汉,主题为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第九届在上海,主题是
“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第十届在武夷山,以
“礼仪、习俗与社会秩序”为主题。第十一届在黄山,主题是 “地域中国:
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第十二届在珠海,主题为
“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第十三届在聊城,以
“区域、跨区域与文化整合”为主题。第十四届在太原,主题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②

  除了学会年会之外,从 2005
年起,利用社会史年会的间歇期单数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牵头其他单位举办
“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成功举办 4 届。2005 年在青岛举办的
“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以
“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为主题; 2007 年在乌鲁木齐举行的第二届讨论
“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 2009 年在贵阳举行的第三届以
“近代中国的社会流动、社会控制与文化传播”为主题; 2011
年在苏州举办的第四届讨论 “近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区域社会”。[1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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